联合专案组的分析室内,三面屏幕被密密麻麻的数据填满:陈景明的个人档案、实验记录截图、通讯记录关键词、犯罪现场照片,还有那些实验对象的悲惨影像。林砚站在屏幕中央,指尖划过虚拟触控屏,将碎片化的信息串联成完整的人物轨迹,他的声音冷静而克制,却带着穿透本质的力量。
“陈景明的犯罪动机,是复仇与野心的双重交织,二者相互催化,最终将他推向反人类的深渊。”林砚的目光落在屏幕上陈景明的早年照片上,照片中的青年穿着白大褂,眼神里满是对科研的憧憬,“要理解他的行为,必须回到二十年前的起点。”
一、复仇:被扭曲的创伤与执念
陈景明的父亲曾是瀚海重工的基因工程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主导“抗癌基因药物”研发项目。1998年,项目因资金短缺被高层叫停,核心数据被剽窃,陈父因“科研事故”被辞退,随后遭到匿名举报“非法人体实验”,在调查期间抑郁自杀。当时年仅18岁的陈景明,认定父亲是被瀚海重工高层和竞争对手联手迫害,复仇的种子自此埋下。
“他的复仇不是简单的报复个人,而是对整个‘既得利益体系’的宣战。”林砚调出陈景明的大学论文,其中多处隐晦表达对“资本操控科研”“权力压制创新”的不满,“瀚海重工的高层、当年参与举报的医疗系统官员、甚至不认可他父亲理论的同行,都被他列入了复仇名单。”
五年前的“医疗事故”,正是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他利用自己慈善医院院长的身份,接近当年参与迫害父亲的关键人物,以“新型治疗”为诱饵,将他们纳入实验对象名单,让他们在Y-327的毒性作用下痛苦死去。第一卷中发现的五名受害者,均与当年的事件存在关联——有的是当年的项目审批官员,有的是数据剽窃者的下属,有的是参与举报的医护人员。
“他的复仇手段极具仪式感。”林砚指向屏幕上的六芒星符号,“这个符号是他父亲研究笔记扉页的标志,他将其刻在受害者身上,既是对父亲的祭奠,也是向‘仇人’宣告复仇的开始。而手术台编号‘731’,则是他对‘体制暴力’的极端隐喻,用最刺眼的方式表达对当年不公待遇的控诉。”
但复仇并未让他得到解脱,反而加剧了他的扭曲。实验记录显示,随着复仇对象的减少,他开始将无辜者纳入实验,从最初的“针对性复仇”逐渐演变为“无差别杀戮”,复仇的执念彻底吞噬了他的人性底线。
二、野心:基因霸权的独裁幻想
如果说复仇是陈景明犯罪的起点,那么野心就是让他越陷越深的根源。父亲的科研理想在他心中从未熄灭,但这份理想早已被权力欲和控制欲扭曲,演变为对“基因霸权”的狂热追求。
“他的核心野心,是通过掌控基因武器,成为‘规则制定者’。”林砚调出Y-327的终极研发计划,“他不满足于研发抗癌药物,而是要创造一种‘可控的生物力量’,既能精准清除他眼中的‘敌人’,又能让普通人对他产生依赖和敬畏。”
这种野心在“灯塔”组织的资金支持下愈发膨胀。通讯记录显示,他曾向“灯塔”组织承诺,一旦“深渊变种”研发成功,将赋予组织“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力——通过控制基因药物的供应,操控人口结构、影响地区稳定,甚至左右战争走向。而他自己,则想成为这种力量的唯一掌控者,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
“他的野心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式升级。”林砚梳理出时间线:2019年,他只是秘密进行小规模实验,验证Y-327的毒性;2021年,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开始通过暗网贩卖试剂,积累资金;2023年,启动“深渊变种”研发,试图突破现有技术瓶颈;最终目标,是实施“净化计划”,用基因武器“筛选”他眼中的“优质人类”,建立由他主导的“新秩序”。
这种野心让他变得极度偏执和自负。实验日志中,他多次将自己比作“造物主”,认为普通人“不配拥有生存权”,只有掌握基因技术的“精英”才配主导世界。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弱者的存在是对资源的浪费,基因净化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选择。”
三、双重动机的交织与催化
复仇与野心在陈景明身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催化。复仇为他的野心提供了“正当性”借口——他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包装成“对不公的反抗”“对正义的伸张”;而野心则让他的复仇超出了个人恩怨的范畴,演变为对整个社会的报复。
“他的内心始终存在矛盾。”林砚调出陈景明的心理评估报告,“一方面,他对父亲的死充满愧疚,试图通过完成父亲的‘遗愿’来赎罪;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基因技术带来的权力感,无法自拔。这种矛盾让他时而表现出短暂的愧疚,时而又变得极度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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