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府衙的檐角还在滴水，青石板水洼映着天光。
郑森站在廊下，手里捏着三张叠在一起的塘报，纸张边缘被汗水浸得发皱。
“公子，施将军又胜了！”
甘辉的声音撞开雨帘，这位追随郑氏父子多年的老将，甲胄上还沾着江雾潮气。
“昨日三更，截了多铎派往瓜洲的粮船，缴获糙米两千石，杀了五十多个鞑子！”
堂下传来压抑的欢呼。
账房先生们拨算盘的手指顿了顿，铁坊的管事把刚送来的火铳零件往桌上一放，连角落里磨墨的小吏都忍不住抬头。
这已是七日内的第五次捷报。
郑森却只是将塘报轻轻放在案上。
最上面那张是施琅写的：“斩镶白旗披甲十七，获战马九匹，烧毁敌营三座。”
中间是马进忠的捷报，用粗麻纸写就，透着股陕北汉子的质朴：“袭扰扬州南营，毙敌三十余，夺炊具百件。”
最底下那张字迹娟秀，是李成栋的亲随代笔：“夜焚清军草料场，火光映天，敌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他指尖划过“不计其数”四个字，想起三天前阎应元送来的密信。
那封信写在药纸上，还带着草药味，只说“邵伯湖一带水泽，已按古法处置”。
郑森当时捏着信纸的手微微发颤——他知道那“古法”是什么。
“都静一静。”
郑森的声音不高，却让满堂的喧哗瞬间凝固。
他转身看向墙上的《江南水战图》，图上用红笔圈出的袭扰点密密麻麻，像洒落在江面上的火星。
“施将军斩获十七，马将军三十余，李将军……就算他杀了五十，加起来一共多少？”
甘辉愣了愣，扳着手指算：“一百出头？”
“一百零七。”郑森接口道，指尖点在图上的扬州城，“多铎在扬州有多少兵马？”
“至少五万。”
阎应元不知何时站在门边，青布长衫上还沾着露水。
这位原江阴典史，率民众死守江阴八十一日，城破殉国，此刻成了郑森麾下最锋利的剑。
他昨夜刚从邵伯湖回来，眼底带着血丝。
“五万清军，被咱们杀了一百零七人。”郑森的声音在空荡的大堂里回荡，“这就值得欢呼吗？”
账房先生们低下头，算盘声又起，却比刚才轻了许多。
那个磨墨的小吏涨红了脸，手里的墨锭在砚台上打滑。
阎应元忽然上前一步，腰牌撞在甲片上发出轻响：“公子说得是。但弟兄们看见的，是鞑子也会死人，也会逃跑。上个月在瓜洲，有个小兵看见镶黄旗的披甲就腿软，昨日却敢用火铳打穿清军的咽喉——这不是数字能算的。”
郑森沉默。
自崇祯十七年以来，明军对清军的战事就像一场漫长的溃败：松山之战，洪承畴降；山海关之战，吴三桂开关；扬州之战，史可法死。太多的失败像重锤，砸碎了士兵眼里的光。
他忽然想起穿越前看过的史料，说清军入关时不过十万，却能横扫百万明军，靠的不仅是铁骑，更是那股“不可战胜”的威慑力。
就像此刻案上的账册，记载着忠贞营的火铳日产量已达百杆，可将士们扣动扳机的手，总比清军慢半拍。
“阎先生，”郑森转身看向阎应元，“邵伯湖那边，怎么样了？”
阎应元的喉结动了动，从袖中掏出个油纸包。
里面是晒干的浮萍，叶片边缘泛着诡异的黑：“按公子说的法子，让渔民把这东西撒进了清军取水的河道。军医说，这玩意儿在潮湿地方能生瘴气，鞑子北方人，怕是受不住。”
郑森捏起一片浮萍，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
这是他用现代知识改良的“土法”：利用江南水泽的瘴气，辅以某些植物的毒性，制造小规模的疫病。
他知道这手段有伤天和，可当他看见史可法的血书“吾死，尔等当死战”时，那些关于“人道主义”的念头，早就被乱世的血火焚成了灰烬。
“多铎的营里，现在多少人染病？”
“昨日细作回报，镶白旗已有两千多人上吐下泻，镶黄旗也有几百。”阎应元的声音压得很低，“军医束手无策，只说是‘南方湿热病’。”
郑森望着窗外的雨，想起那些在邵伯湖撒浮萍的渔民。
他们是郑氏商号的船户，平日运棉布、茶叶，战时就成了侦察兵。
商号给他们的报酬是每月两石糙米，足够一家老小糊口——这便是乱世里最实在的忠义。
“甘将军，”他忽然道，“让苏州织坊赶制两千面三角旗，上面绣‘胜’字。”
甘辉一愣：“公子，咱们……”
“就说斩杀清军八千。”郑森打断他，指尖在塘报上重重一戳，“要让江南百姓都知道，鞑子不是铁打的！”
他看见阎应元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了然。
这位以忠烈闻名的老将，此刻显然明白：有时候，信心比真相更重要。
三日后的清晨，镇江码头忽然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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