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停留在了一份落款日期为八年前的、由县交通局和扶贫办联合出具的《关于对部分特困村落实施“村村通”工程补充规划的报告》上。
在这份报告的附件里,他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云顶村”。
报告里对这个村子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触目惊心。
“地处我县与长阳县、安平县三县交界之鸡鸣山深处,海拔1500米以上,常年云雾缭绕,故名云顶。全村在册127户,常住14户,均为60岁以上留守老人。通往外界唯一途径为清末修建之‘飞云索桥’,木质结构,全长180米,横跨黑龙涧,桥体老化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建议立即筹备资金,勘探新址,修建永久性便民桥。”
报告的后面,还附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一座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铁索吊桥,悬在深不见底的峡谷之上,云雾从谷底升腾而起,让那座桥看起来像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又像是随时会断裂的蛛丝。
江澈的目光继续向下。
他看到了一份会议纪要。是当年的县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上,原则上通过了这份报告,并决定将“云顶村便民桥”项目,列入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
然而,当江澈翻到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报告和重点工程项目列表时,“云顶村”三个字,却消失了。
他没有停下,继续向后翻阅。
又过了一年,又一份类似的报告被提了上来,措辞更加紧急,说索桥的几根主承重木已经出现裂痕。
然后,又是一份会议纪要,再次“原则上通过”。
再然后,又一次在最终的计划里,石沉大海。
江澈像一个冷静的考古学家,沿着时间的脉络,一点点挖掘着这个被遗忘的承诺。他发现,在随后的几年里,云顶村就像一个皮球,在交通局、扶贫办、发改委之间被踢来踢去。
每个部门的理由都冠冕堂皇。
交通局说:“项目资金需由扶贫办专项列支。”
扶贫办说:“修桥属于基建,应由交通局主导。”
发改委则在项目评审意见里写道:“该项目惠及人口过少,投入产出比过低,建议暂缓。”
暂缓。
又一个暂缓。
八年时间,无数个“原则上同意”和“建议暂缓”,将一座桥的承诺,消磨得无影无踪。最后几年,甚至连提这个事的人都没有了。
云顶村,连同那14户留守老人,和那座危桥一起,被彻底遗忘在了故纸堆里,被遗忘在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地图之外。
江澈合上了最后一份档案,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过多的同情。他只是觉得,这一切,真实得可怕,也荒谬得可怕。
这就是他上一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逻辑。一个项目的价值,往往不由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决定,而是由它能带来多少看得见的“政绩”决定。
为十几户行将就木的老人,花几百万修一座桥?这笔账,在任何一位精于计算的官员看来,都是亏本的。
江澈靠在冰冷的铁皮柜上,闭上了眼睛。
系统的任务,是要他“修好回家的路”。
可他现在看到的,是一条被官僚主义、被利益算计、被集体性的漠视给堵死的路。想疏通它,比在悬崖上重新开凿一条路还难。
还有不到三天时间。
他一个即将离开的人,人微言轻,拿什么去撬动这个已经凝固了八年的僵局?
他忽然想起了周国华白天送别他时,那番情真意切的话:“到了省里,放开手脚干……万一有什么事,还有我,还有青阳县给你兜着。”
江澈的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复杂的弧度。
兜着?
书记,我马上就要给你送一份“大礼”过去了。
就是不知道,这份礼,您是接,还是不接?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档案室的电话机上。他没有去碰自己的手机,而是拿起了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
他需要一个最不可能,也最无法拒绝的“证人”。一个能把这件事,用最合理的方式,摆到所有人面前的人。
江澈的手指在拨号盘上顿了顿,然后,拨出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了起来。
“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睡意惺忪、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
是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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