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烽烟起：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的序幕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与诸葛亮数载精心擘画的“汉中之战”终得尘埃落定。这场战役，如同一道分水岭，曹操不仅在此役中痛失对蜀汉战略格局至关重要的战场主动权，更无奈地将天下争衡的优势拱手相让。
嗅觉敏锐的刘备集团，瞬间捕捉到这稍纵即逝的战机，旋即下令前将军关羽统领荆州兵马北伐。自此，曹操所建魏国的统治根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冲击，一场搅动中原的战事大幕，缓缓拉开。
于汉中大捷中登临巅峰的刘备，并未沉醉于胜利的荣光。他目光如炬，精准洞察到曹操大军尚在班师途中、荆州防线暂露空虚的契机，当机立断派遣养子刘封与宜都太守孟达，挥师疾进，攻取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三郡。
这一决策，暗藏着深远的谋略：一方面，大幅拓宽了汉中向中原腹地辐射的战略纵深，为蜀汉北进打造出更稳固的“缓冲带”，使得后续大军推进有了依托；
另一方面，宛如一柄锋利的侧刃，直插曹操掌控的南阳、荆州交界地带——此处本是曹军连接中原与南方的关键枢纽，经此突袭，曹军防线瞬间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其在荆州的整体部署被迫陷入被动，处处受制。
彼时的曹操北部荆州，本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守将侯音、卫开，借当地百姓不堪徭役重负的愤懑之势，毅然揭竿而起。
当时，曹军为支撑汉中战事，在荆州横征暴敛，民怨早已积重难返，起义的火焰一经点燃，便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叛军甚至一度劫持南阳太守东里衮，消息传出，整个荆州北部为之震动。
尽管驻守樊城的曹仁星夜领兵驰援，历经三月苦战，直至次年正月才艰难将叛乱平定，但这场动乱已在无形之中，让曹操在荆州的统治根基出现了深深的裂痕——百姓离心离德，士卒疲惫不堪。
再加上曹仁事后戴罪督战，军心更是涣散不已，原本用于对抗蜀汉的北部防线，自此变得摇摇欲坠，仿佛一阵强风便可将其吹散。
正是洞察到这一系列难得的战略机遇，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自封“汉中王”的刘备顺势加封关羽为前将军，并授予其“假节钺”的至高权限。
在汉末军制里，这意味着关羽可独立自主地决策外交事务、领兵征战，无需事事向刘备请示。
身负新爵与重权的关羽，自然心领神会刘备“乘胜北进、剑指中原”的战略期许，于是放下此前因与黄忠同列四方将军而滋生的些许芥蒂，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北伐的筹备之中：他一面精心整饬荆州水军，细致地修缮战船，为汉水作战做好准备；
一面有条不紊地调度粮草，加固江陵的后方防线，一场足以震动中原的战事，在悄无声息中逐渐酝酿成熟，只待东风。
事实上，关羽对荆州北部的攻略，早有铺垫。建安十七年（212），曹操为压制江东孙权，亲率主力奔赴濡须口鏖战，荆州曹军防务一时空虚。
关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间隙，当即从江陵出兵北上，兵锋锐利，直指襄阳，与曹操麾下号称“五子良将”的乐进，在青泥一线形成对峙。
只不过，彼时北伐的核心目的，是为刘备西进取蜀的计划牵制曹军、分散其注意力，并非全力攻坚，所以虽一度对襄阳形成强大威慑，却未能取得突破性的战果。
但这场“青泥对峙”，也为关羽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他摸清了曹军在荆州的布防规律，更深刻地意识到汉水航运对荆州战事的关键重要性，这些都为日后的大规模北伐，悄然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随后，关羽下令军民在江陵、公安等地积极开展制盐煮蜡的产业，大力发展经济，为战事储备物资。并在刘表生前精心经营的荆州水军基础之上，进一步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可纵横于长江与汉水（长江支流）的内河舰队。
随着建安二十四年夏秋之交雨季的如期而至，关羽亲率大军，由汉水流域浩浩荡荡地北上，巧妙绕过曹军经营多年的防线，直接将部队部署得横亘在了襄阳和樊城之间，对两城形成了压迫之势。
此时，摆在关羽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利用麾下强大的舰队，抓住有利时机隔绝汉水两岸，先行攻克由庞德等擅长水战的将领苦苦驻守的襄阳；二是径直扑向樊城，与曹仁展开决战。
按照常理推断，关羽应该选择前者，毕竟荆州北部本就曾在刘备势力的辐射范围之内，虽几经易手、“失襄阳，陷平，兵不满千，城不没于四邻”，但终究难以与关羽这样的名将相抗衡。
更何况，一旦拿下襄阳，关羽便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前进基地，此后进退都会更加从容自如。
饶有趣味的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似是有意无意间替关羽作出了决策。在小说第七十三回中，关羽通过一场激烈的夜战，阵斩夏侯存、翟元等将领，进而一举夺取襄阳，迫使曹仁北渡汉水，退守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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