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樊城的上空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关羽的兵锋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抵曹操的心脏地带。
彼时，曹操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一个大胆却又透着恐慌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将汉献帝从许昌迁往邺城。
这绝非一时冲动的决策。许昌，作为东汉名义上的都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政治王牌的核心载体。
可如今，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等大将或败或降，樊城危如累卵。一旦关羽乘胜北上，许昌极有可能落入其手，汉献帝若被关羽控制，那对曹操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般的致命打击。
他长期以来凭借天子号令诸侯所积累的政治优势，将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可能被冠以“欺君罔上”“劫持圣驾”的罪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迁都，在曹操看来，是为应对最糟糕局面而不得不做的预案，是一种基于极端风险的自保之举。
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懿站了出来，及时进行规劝。
他冷静地分析道：“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司马懿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曹操因焦虑而有些发烫的头脑上。
曹操何尝不明白司马懿所说的道理。于禁的失败，是天灾（洪水）与人谋（关羽利用水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曹军在战略防御或战术交锋上出现了根本性的、无可挽回的失误，曹魏的整体国力并未因此遭受重创。可迁都之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它向天下传递出的信号，是曹魏对关羽的军事压力感到恐惧，是在示弱。而且，淮水、沔水流域的百姓，本就处于关羽兵锋的威胁之下，此时迁都，只会让他们更加人心惶惶，对曹魏的统治失去信心。
但曹操内心的担忧并未完全消除，关羽的威胁如芒在背。真正让他彻底打消迁都念头的，是司马懿和丞相府主簿蒋济提出的“联合孙权、偷袭荆州”的建议。
这一建议，宛如为曹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有趣的是，对比《晋书·宣帝纪》和《魏书·蒋济传》中对司马懿和蒋济相关表述的记载，能发现两人虽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都主张联合孙权，但在具体的着眼点上却各有侧重。
司马懿的分析，更多地聚焦于人性与利益的纠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孙刘联盟，从一开始就并非铁板一块，不过是为了共同对抗曹操这一强大敌人而形成的暂时合作。
刘备借得荆州后，迟迟未还，孙权对此早已心怀不满。如今关羽在樊城大获成功，势力急剧膨胀，这对孙权来说，绝非好事。关羽的强大，意味着刘备集团在荆州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孙权在荆州乃至江东的利益，都将受到更严重的挤压。
所以，孙权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看到关羽如此得意的。基于这种人性的弱点和利益的冲突，曹操有机会拉拢孙权。
而蒋济的观点，则更直接地诉诸利益交换。他提出“许割江南以封权”，用明确的土地封赏作为诱饵，吸引孙权与曹魏合作。
在蒋济看来，孙权作为江东的实际统治者，对土地和实际利益有着强烈的渴望。只要曹操愿意拿出江南的土地作为筹码，孙权就有可能为了利益，背弃与刘备的联盟，转而与曹魏联手。
从后续事件的发展来看，曹操在是否急于与孙权联合这件事上，考虑得更为深远，尤其是法理上的可行性。
自孙坚出兵讨伐董卓起，江东孙氏虽然实际上一直在做割据地方的事，甚至可以说是谋逆之举，但在表面上，他们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汉室忠臣良将的形象。
曹操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与孙策、孙权兄弟保持着相对良性的政治互动。这种互动，一方面让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框架下，能对江东施加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让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多少能沾上一点“奉天子命”的合法性色彩。
然而，赤壁之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孙权自此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成为了曹操口中的“乱臣贼子”。
如果仅仅是为了解樊城之围，曹操就主动与孙权接洽，那么他长期以来“蓄兵马以讨不臣”的政治合法性就会瞬间破产。他一直以维护汉室、讨伐叛逆为旗帜，如今却要与“叛逆”孙权合作，这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会让天下人看清他“挟天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所谓的“讨不臣”不过是排除异己的借口。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曹操在主动写信与孙权联络时，刻意强调“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赤壁之战的失败，归结为自身的主动撤退，而非被周瑜击败，以此来消解曹、孙两方之间因赤壁之战而产生的历史隔阂与敌对情绪，为双方的合作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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