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的七月，似火骄阳炙烤着大地，也点燃了关羽心中北攻襄阳的壮志。
从当时整个宏大的战略态势去审视，这场战役绝非关羽的一时冲动，而是季汉上层经过无数个日夜、反复充分沟通后，精心再部署的军事行动。
在关羽即将踏上征程之前，刘备特意将那象征着无上荣耀与权威的前将军之位授予他，还赐予他“假节钺”这“非人臣常器”的特殊待遇。
与此同时，刘备派遣孟达、刘封挥师进攻西城、上庸和房陵东三郡。那战略意图，很清晰，就是要牢牢掌控襄阳与东三郡，让荆益两州之间的战略通道，如奔腾的江河般更为顺畅，为季汉未来的发展铺就宽阔大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关羽率军对襄阳展开猛烈围攻，却久攻不下之际，十一月，东吴如同蛰伏已久的毒蛇，从背后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
他们几乎没费多少兵力，就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荆州。刹那间，关羽麾下的大军如同被狂风骤雨侵袭的沙堡，迅速瓦解崩溃。
刘备心心念念“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也如同一朵绚烂却易逝的烟花，就此破灭在历史的长空之中。
若从当时波谲云诡的战争形势来剖析，此战失利，最核心的缘由在于刘备在战略层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他既没能在扩张己方势力的急切渴望与维护孙刘联盟的微妙平衡之间，找到那精准的支点；又让荆州军的战略重点变得模糊不清，仿佛在迷雾中失去了方向。
遥想南三郡纷争在湘水之盟落幕之后，关羽统领的荆州军，实则肩负着双重重任：
一是北面要抵御曹操的虎狼之师，而是东面还得防备孙权的叵测之心。当北伐襄阳的战事拉开帷幕，关羽率领军队屯驻在坚城之下，日复一日地发起进攻，却始终难以攻克。
这一局面，无情地暴露了荆州部队的尴尬处境——他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同时应对这两个艰巨的战略任务。
可刘备呢？他一方面授予关羽节钺，以此来鼓舞关羽奋勇进取襄阳；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及时向荆州增派一兵一卒，让关羽拥有足够的实力，去同时应对来自曹操和孙权的双重压力。
（当然以关羽的孤傲的性格就算益州能及时支援上万人的部队，他也会毫不犹豫抽空兵力去打襄樊，这就要看曹仁、徐晃能不能顶住这多加一万人的压力了，顶住关羽的荆州照样会丢，如果关羽在吕蒙偷袭荆州前拿下襄樊，那么大概率不会被“白衣渡江”。）
最终，关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绝境，落得败亡的凄惨下场。或许正是因为刘备在此事上犯下的战略错误，看起来是如此的低级，才使得后世对其议论纷纷，更有甚者，竟生出刘备是借刀杀关羽这种荒诞不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奇怪论调。
时光流转，在丢失荆州将近一年之后，建安二十六年（221）的四月，蜀地忽然传来传言，称汉献帝已被曹丕害死。刘备听闻此讯，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随即登基称帝，紧接着便发动了讨贼之战。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目标并非篡汉的曹魏，而是曾经的盟友孙吴。
在发动这场复仇之战前先行登基，在后世之人的眼中，无疑是刘备的一大失误。人们纷纷推测，倘若刘备在曹丕刚刚篡汉之初，就以汉中王的身份，率领大军大举北伐；
又或者在荆州丢失之后，就以孙吴背盟之罪，兴师东征孙权，或许在道义的阵地上，会比称帝之后再出兵，更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刘备，也有着他自己难以言说、不已的苦衷。
一方面，丢失荆州带来的巨大打击，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季汉的心脏上。这迫使他必须在政治上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重大行动，以此来振奋早已有些低落的人心，凝聚起涣散的士气，让季汉这艘大船，能重新鼓起前行的风帆。
另一方面，他登基称帝，更是季汉集团根本意识形态与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
曹丕篡汉，犹如在中原士人心中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他们早已因汉室被篡而骂声一片，大汉延续的理论与舆论，似乎已到了岌岌可危、难以存续的边缘。
如果刘备不以称帝的行动，来证明炎刘正朔依旧在巴蜀大地上延续，那么季汉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与意义，就会被彻底消解，整个集团也会在政治的洪流中，直接走向完蛋的结局。
然而，刘备的这些苦衷，未必能被外人所深刻理解。
因为彼时，汉献帝仍然在世，而且活得好好的，甚至比刘备、曹丕都更为长寿。
这就使得季汉以汉祚延续者自居的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变得苍白无力，难以被认同，反而给了曹魏等推出新政府的势力，最需要的不利舆论，让季汉在舆论战场上，先失了一城。
此后数千年悠悠岁月里，甚至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刘备称帝，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在乱世中追逐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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