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蜀汉的“顶梁柱”倒了，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魏延和杨仪因为“权力争夺”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在成都附近动了手，不少士兵都被卷入其中。这时候又是向宠站了出来，他带着“中领军”的部队，迅速控制了成都周边的要道，严禁士兵参与内斗，还把魏延手下的散兵收拢起来，避免了“自相残杀”的局面。杨仪后来想找向宠“站队”，向宠直接拒绝：“我是保卫国家的，不是帮谁争权的。”一句话怼得杨仪没话说——这就是向宠的原则：只认“国家大事”，不认“私人恩怨”。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重心转向“稳定内部”，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因为不满官府的压迫，又开始叛乱。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刘禅任命向宠为“安南将军”，让他率军去平定南中叛乱。这次出征，向宠还是老样子：不搞“武力镇压”，先派人去了解少数民族叛乱的原因。原来当地官员不仅搜刮财物，还强迫少数民族子弟当兵，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才反的。向宠了解情况后，先把那些贪官污吏抓起来送回成都治罪，然后宣布“免除当地三年赋税”，还帮助少数民族修建水利工程。
少数民族首领一看向宠跟以前的官员不一样，不是来“抢东西”的，而是来“办实事”的，就主动带着部下来投降。有个叫“孟获”的首领（不是诸葛亮七擒七纵的那个孟获，是同名的后人），一开始还想跟向宠打一仗，结果刚出兵就被向宠的部下包围了。向宠没杀他，反而亲自去见他，说：“咱们都是蜀汉的人，没必要打打杀杀，只要你不叛乱，我保证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孟获被感动了，当场就跪下投降，还帮向宠劝说其他部落投降。就这样，向宠没打几场大仗，就平定了南中叛乱，还让当地老百姓对蜀汉朝廷感恩戴德——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比靠武力镇压高明多了。
不过谁也没想到，这场“轻松取胜”的平叛之战，居然成了向宠的“最后一战”。延熙四年（公元241年），南中地区有个叫“刘胄”的部落首领，看到向宠把大部分兵力都派去帮助老百姓搞生产，觉得有机可乘，就突然发动叛乱，偷袭了向宠的军营。当时向宠正在营中处理政务，听到警报后，没来得及召集大部队，就带着身边的侍卫冲了出去。他本来想先稳住阵脚，等大部队赶来，结果在混战中被流箭射中，当场牺牲。
士兵们一看主将被杀，都红了眼，拼了命地把向宠的尸体抢了回来，然后疯狂反击，最后不仅平定了刘胄的叛乱，还把刘胄杀了给向宠报仇。消息传到成都，刘禅哭了好几天，下令追封向宠为“成亭侯”，还让向宠的儿子向充继承爵位。后来向充还成了蜀汉的官员，继续为国家效力——这也算是向宠“家风”的延续：靠谱的人，后代也差不了。
向宠的一生，没有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没有诸葛亮“空城计”的智谋，甚至连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都没有。他就像职场里那个“默默做事、不抢功劳”的老员工：刘备让他保部队，他就完整带回；诸葛亮让他守后方，他就安安稳稳；刘禅让他平叛乱，他就既平定叛乱又安抚百姓。他一辈子都在做“稳当的事”，却把“稳当”做到了极致——在三国那个“兵荒马乱、尔虞我诈”的时代，“稳当”其实比“勇猛”更难得，比“智谋”更重要。
现在回头看，向宠能被诸葛亮写进《出师表》，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靠谱”——国家需要有人守后方，他就把后方守得严严实实；军队需要有人整纪律，他就把纪律整得井井有条；百姓需要有人办实事，他就去办实实在在的事。这种“不图虚名、只干实事”的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
如果把三国比作一个“大公司”，曹操是“激进派CEO”，刘备是“情怀派创始人”，诸葛亮是“全能型COO”，而向宠就是“最佳执行层经理”——他可能不会制定宏伟的战略，却能把战略执行得滴水不漏；他可能不会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能成为公司最坚实的“基石”。这样的人，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太多“传奇故事”，但一定会被记住——记住他的靠谱，记住他的担当，记住他用一生诠释的“平凡亦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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