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漪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常带他参加各种朝会。他穿着十二章纹的蟒袍，跟在父亲身后，听着大臣们讨论“义和团”“洋鬼子”，只觉得那些争吵像戏台上演的戏文。有次庆亲王奕匡凑过来，摸着他的头说：“大阿哥将来可要做尧舜之君啊。”他似懂非懂，只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
府里的宴席流水般摆开，宗室亲贵、朝廷大臣络绎不绝地来巴结。有人送玉如意，有人献古玩，他都一股脑堆在库房里，转头就忘了是谁送的。唯有蒙古亲王送来的一匹白马，他视若珍宝，每日亲自去马厩喂食，那马通人性，见了他便会刨蹄嘶鸣，像是在与他应和。
七、流放途中：从云端跌落的滋味
庚子之变后，西逃的队伍像一条溃败的长蛇，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艰难前行。溥俊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棉袍，骑着一匹瘦马，跟在慈禧銮驾的末尾。昔日伺候他的太监、侍卫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一个老仆还跟着。夜里宿在破败的驿站，他第一次尝到粗粮的剌嗓子，冻得缩在墙角，听着外面风声里夹杂的哭嚎，才明白“逃难”二字的分量。
流放新疆的路更是苦不堪言。载漪被革爵后，形同囚徒，整日沉默如石。溥俊牵着母亲留下的那只波斯猫，走在戈壁滩上，猫吓得直哆嗦，他便把它揣进怀里。遇到风沙，只能趴在骆驼肚子底下躲着，嘴里灌满沙子，连哭都流不出眼泪。有次路过一个小镇，他想去买个馒头，掏出怀里最后一块碎银子，掌柜的却认出他是“废太子”，啐了口唾沫：“祸国殃民的东西，滚！”他攥着银子，站在原地，脸烧得像被火烫。
到了迪化，父子俩住在一间土坯房里。载漪开始酗酒，喝醉了就骂洋人，骂朝廷，也骂自己“瞎了眼”。溥俊则学着挑水、劈柴，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天，他在旧货市场看到一个小孩在玩琉璃球，那是他小时候玩腻了的玩意儿，如今却看得入神，直到摊主驱赶才回过神。
八、寻常烟火：兰州的短暂安稳
在兰州的日子，是溥俊一生中少有的平静时光。阿拉善旗的那位格格，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让他们得以租下一座小院，院里有棵老槐树，夏天能遮出一片阴凉。妻子不善言辞，却会默默为他缝补磨破的袖口，在他唉声叹气时，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
毓兰泰出生那天，溥俊守在产房外，听见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他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父亲”的滋味，与当年被立为大阿哥时的惶恐不同，这是一种沉甸甸的暖。他给儿子做了个木头小马，虽然歪歪扭扭，毓兰泰却抓着不放，咿咿呀呀地喊“爹”。
他开始学着做些小生意，倒腾些皮毛、茶叶，走街串巷时，没人再叫他“大阿哥”，都喊他“溥老板”。有次遇到一个前清的老秀才，认出他来，拱手道：“大阿哥……哦不，溥先生，别来无恙？”他愣了愣，随即笑了：“什么先生，就是个混口饭吃的。”
可好景不长，时局动荡，生意越来越难做。妻子染了风寒，没钱请好大夫，拖了半年便去了。下葬那天，毓兰泰抱着母亲的衣角哭，溥俊摸着儿子的头，眼泪无声地淌。他忽然明白，那些曾经唾手可得的荣华，终究抵不过一碗热饭、一句暖言。
九、末路余晖：天津胡同里的残梦
民国后，溥俊带着毓兰泰回到北京，却发现端郡王府早已被没收，昔日的家奴有的成了军阀的副官，有的沿街乞讨。父子俩只能挤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条胡同里，一间低矮的平房，月租要三个大洋，全靠变卖妻子留下的首饰度日。
毓兰泰长大了，去了一家洋行做学徒，每日早出晚归，回来就给父亲带个烧饼。溥俊则整日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望着胡同口发呆。有时会有好事的记者找来，问他当年做“大阿哥”的事，他要么摆摆手，要么就胡言乱语。有次记者拿出一张他少年时的照片，穿着蟒袍，意气风发，他盯着看了半晌，突然说：“这不是我，我是溥俊，就是个老百姓。”
冬天格外难熬，屋里没有暖气，他就裹着一床破棉被，缩在炕角。毓兰泰想给他买件新棉袄，他不让：“省着吧，给你娶媳妇用。”夜里睡不着，他就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半块玉佩——那是当年慈禧赏的，上面刻着“保庆”二字，他摩挲着，仿佛还能摸到当年的温度。
临终前，他拉着毓兰泰的手，含糊不清地说：“别学我……好好过日子……”眼睛却望着窗外，像是看到了迪化的戈壁，兰州的老槐树，或是北京城里那座早已不属于他的大阿哥府。
溥俊的一生，像一场仓促的戏。锣鼓喧天中登场，还没来得及记住台词，便已谢幕。他曾站在权力的顶峰，却从未真正握住过什么；他跌落尘埃，却在烟火气里尝到了人生的真味。史书里的“废大阿哥”三个字，背后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在荣与辱、梦与醒之间，走完了跌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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