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那天，溥任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张带着泥点的小脸，忽然想起父亲教他写字时说的话：“要稳，要正。”他清了清嗓子，说：“从今天起，咱们在这里学认字，学做人。记住，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四、执教生涯：竞业小学的烟火气
竞业小学的日子，是溥任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和工友一起打扫院子，生炉子。学生们来了，他会站在门口，接过他们手里的窝头、咸菜，笑着说：“先去洗手，早饭放窗台上，下课再吃。”
课堂上的溥任，不像个“前清王爷”，倒像个邻家大叔。他教国文，讲《论语》时，不说“君君臣臣”，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本分；讲历史，从三皇五帝讲到鸦片战争，讲到圆明园被烧时，声音会哽咽，学生们也跟着红了眼眶。
有个叫狗剩的孩子，家里穷得买不起笔墨，总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溥任看到了，把自己用了多年的狼毫笔送给了他，又从家里拿来一锭墨：“好好写，字写好了，人就立住了。”狗剩后来成了小学的校工，一直待到学校停办，逢人就说：“溥校长是活菩萨。”
金瑜庭的算术课生动有趣。她用算盘教加减乘除，用面团做教具讲分数，学生们学得津津有味。有次教“容积”，她带了一篮子鸡蛋，让学生们算鸡蛋放进水缸里会溢出多少水，算完了，就把鸡蛋分给大家吃。
学校的经费一直紧张。溥任和金瑜庭把家里的首饰、家具变卖了个遍，连邓佳氏留下的一个翡翠镯子，也被金瑜庭拿去换了钱，买了课本和煤。载沣看着儿子儿媳整日忙碌，头发渐渐花白，心疼地说：“要不，把王府卖了吧。”溥任却摇头：“爹，这是咱们最后的念想，不能卖。钱不够，我再想办法。”
他真的想了不少办法。去琉璃厂给人抄书，一个字一个铜板；在胡同口摆个小摊，卖自己写的春联、福字；甚至跟着学生家长去郊外挖野菜，回来分给老师们改善伙食。有人打趣他：“溥王爷，您这日子过得够糙的。”他笑着答：“糙点好，糙点接地气。”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全校师生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用的是学生家里凑的白菜、土豆，还有一坛劣质烧酒。溥任端起碗，说：“咱们赢了！记住这一天，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说完，一饮而尽，眼泪和酒一起流进了嘴里。
五、时代变迁：从王府到胡同的平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溥任看着解放军战士在王府墙外露营，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心里感慨万千。他对金瑜庭说：“这才是真正的军队，国家有希望了。”
新政府接管了教育事业，竞业小学并入公立学校。溥任主动提出，将王府的部分院落捐给国家，自己则带着家人，搬到了王府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住起了四合院。院子不大，有棵枣树，一间正房，两间厢房，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了学校的牵挂，溥任反而更忙了。他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负责整理晚清史料。每天早上，他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和放大镜，挤公交车去馆里。馆里的年轻人都叫他“溥先生”，他从不摆架子，谁有问题请教，他都耐心解答。
金瑜庭则在家里操持家务，带孙子孙女。闲暇时，她会织毛衣，做布鞋，把孩子们穿小的衣服改改补补，接着穿。有次，孙子抱怨衣服上有补丁，金瑜庭就说：“你爷爷小时候，衣服上的补丁比这还多呢。好日子是省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
载沣晚年身体不好，溥任每天都会去看父亲。他推着轮椅，带父亲去什刹海散步，看孩子们放风筝，听小贩吆喝。载沣看着湖边钓鱼的老人，说：“这辈子，争过，抢过，最后才明白，平平安安最难得。”溥任握着父亲的手，点点头：“您说得对。”
1951年，载沣去世。溥任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醇亲王府全部捐给国家，一部分成了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成了幼儿园。他说：“这宅子住了几代人，留给国家，能发挥更大的用处。”
六、家庭温情：烟火里的相守
溥任和金瑜庭共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都带个“毓”字，却不用爱新觉罗的姓氏，而是随母姓金——这是溥任的意思：“新时代了，别再顶着‘皇族’的帽子，做个普通人最好。”
孩子们的童年，充满了胡同的烟火气。清晨，金瑜庭在灶台前烙饼，香味飘出院子；傍晚，溥任下班回来，会给孩子们带一串糖葫芦，或是一本小人书。周末，一家人去北海公园划船，溥任摇着橹，金瑜庭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笑声顺着水波漂得很远。
长子金毓嶂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冬天没有暖气，父亲就把煤渣压成煤饼，烧炉子取暖。夜里，父亲会起来好几次，添煤、封火，生怕孩子们冻着。有次他发高烧，父亲背着他走了三里地，去医院看病，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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