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明院落里的那场深夜谈话,像一滴落入静水的墨,迅速在石江村权力结构的深处晕染开一片不祥的阴影。表面上的激烈冲突(祠堂对峙)暂时平息了,但更深层次、更危险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次日清晨,李德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显着的变化。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急于直接插手具体军事指挥,也不再动辄召开大会施加压力。相反,他变得“沉静”下来,开始以一种更“制度化”的方式行使他特派员的权力。
他首先要求周文,将根据地近期所有重要的会议纪要、敌情通报、物资清单、甚至部分干部的思想汇报,整理成册,报送他“审阅”。美其名曰“全面掌握情况,以便更准确地向上级反映问题,争取支持”。
周文拿着这份要求,眉头紧锁地来找刘肖。
“团长,李特派员这是要……建立他的档案库啊。”周文语气沉重,“他要的这些,很多都涉及我们的核心机密和内部情况。给他吧,等于把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他面前,谁知道他会如何解读,如何向上汇报?不给他吧,他又可以借题发挥,说我们刻意隐瞒,心里有鬼。”
刘肖看着窗外正在操练的部队,沉默了片刻。阳光照在他脸上,却驱不散那眉宇间的凝重。
“给他。”刘肖最终做出了决定,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无奈,“但要有所筛选。作战计划、部队具体部署、情报来源、内部排查情况,这些核心机密,找个理由拖一拖,或者提供经过处理的版本。其他的,比如一般性的敌情动态、物资困难数据、部分不涉及路线争论的干部总结,可以给他。我们要在‘配合工作’和‘保守秘密’之间,找到那个危险的平衡点。”
他知道这是在走钢丝,但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彻底撕破脸皮,正中某些人下怀;无条件服从,则等于自毁长城。
“我明白了。”周文叹了口气,“我会把握好分寸。”
与此同时,李德明开始频繁地“约谈”根据地的中层干部。不仅仅是军事干部,还包括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后勤部门的管事、甚至是一些文化教员。谈话的地点就在他的院落里,往往一谈就是小半天。谈话内容包罗万象,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到对具体工作的建议,再到对领导同志的评价……
这种看似“深入调研”的行为,在敏感的石江村,立刻引发了各种猜测和不安。
“听说了吗?张主席从特派员那儿出来,脸色很不好看……”
“李特派员今天又找三营的李教导员谈话了,问了很久关于战士们思想状况的问题……”
“他是不是在……搜集材料啊?”
“小声点!别乱说!”
流言蜚语如同潮湿角落里生长的霉菌,在人们的心头悄然蔓延。一种被审视、被怀疑的不安感,取代了之前对特派员空降的单纯好奇或抵触。每个人都开始小心翼翼地掂量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生怕成为下一个被“约谈”的对象,或者更糟,成为某种指控的“证据”。
而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一个人的身影——机要科长陈启明。他仿佛成了李德明在根据地内部的“向导”和“信息官”。经常可以看到他出入李德明的院落,有时是送文件,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仅仅是“路过”而被叫进去问几句话。他总是那副沉稳谦恭的样子,对谁都客客气气,但有心人发现,他出现在李德明视线内的频率,实在高得有些异常。
赵立仁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手下的人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更严密地监控着陈启明以及所有与李德明随行人员有过接触的对象。
“头儿,陈启明昨天傍晚,以检查线路为名,去了村口通讯班待了半个小时。期间,李特派员的一名随行参谋,恰好也在那里‘了解情况’。”一名手下低声汇报。
“他们有过直接交谈吗?”赵立仁问。
“没有,离得很远。但是……陈启明离开时,在门口绊了一下,手里的记录本掉在地上,有几页纸散落出来。是那个参谋帮他捡起来的。”
“记录本……”赵立仁眼神一凝,“看清是什么内容了吗?”
“距离太远,看不清。但看纸张,像是日常的工作日志一类。”
看似偶然的事件,在赵立仁这里却绝非偶然。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千百种,未必需要直接的交谈。一次“意外”的掉落,一个“顺手”的帮助,足以完成一次无声的交接。陈启明的嫌疑,在赵立仁心中急剧上升。
但他没有证据。陈启明的工作无可挑剔,言行谨慎,与李德明的接触也大多有合理的公务缘由。贸然动他,不仅打草惊蛇,更可能被李德明抓住把柄,反咬一口,说他们排挤、陷害“积极向特派员靠拢”的同志。
就在赵立仁苦苦寻找突破口时,另一股阴风,也从樟树镇的方向吹了过来。
楚材的伤势恢复得比预期要慢,手腕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遭受的羞辱。但这疼痛也淬炼着他的恨意,使其更加纯粹和恶毒。他不再急于发动直接的袭击,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深远、更卑劣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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