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明院落里的那场深夜谈话，像一滴落入静水的墨，迅速在石江村权力结构的深处晕染开一片不祥的阴影。表面上的激烈冲突（祠堂对峙）暂时平息了，但更深层次、更危险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次日清晨，李德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显着的变化。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急于直接插手具体军事指挥，也不再动辄召开大会施加压力。相反，他变得“沉静”下来，开始以一种更“制度化”的方式行使他特派员的权力。
他首先要求周文，将根据地近期所有重要的会议纪要、敌情通报、物资清单、甚至部分干部的思想汇报，整理成册，报送他“审阅”。美其名曰“全面掌握情况，以便更准确地向上级反映问题，争取支持”。
周文拿着这份要求，眉头紧锁地来找刘肖。
“团长，李特派员这是要……建立他的档案库啊。”周文语气沉重，“他要的这些，很多都涉及我们的核心机密和内部情况。给他吧，等于把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他面前，谁知道他会如何解读，如何向上汇报？不给他吧，他又可以借题发挥，说我们刻意隐瞒，心里有鬼。”
刘肖看着窗外正在操练的部队，沉默了片刻。阳光照在他脸上，却驱不散那眉宇间的凝重。
“给他。”刘肖最终做出了决定，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无奈，“但要有所筛选。作战计划、部队具体部署、情报来源、内部排查情况，这些核心机密，找个理由拖一拖，或者提供经过处理的版本。其他的，比如一般性的敌情动态、物资困难数据、部分不涉及路线争论的干部总结，可以给他。我们要在‘配合工作’和‘保守秘密’之间，找到那个危险的平衡点。”
他知道这是在走钢丝，但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彻底撕破脸皮，正中某些人下怀；无条件服从，则等于自毁长城。
“我明白了。”周文叹了口气，“我会把握好分寸。”
与此同时，李德明开始频繁地“约谈”根据地的中层干部。不仅仅是军事干部，还包括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后勤部门的管事、甚至是一些文化教员。谈话的地点就在他的院落里，往往一谈就是小半天。谈话内容包罗万象，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到对具体工作的建议，再到对领导同志的评价……
这种看似“深入调研”的行为，在敏感的石江村，立刻引发了各种猜测和不安。
“听说了吗？张主席从特派员那儿出来，脸色很不好看……”
“李特派员今天又找三营的李教导员谈话了，问了很久关于战士们思想状况的问题……”
“他是不是在……搜集材料啊？”
“小声点！别乱说！”
流言蜚语如同潮湿角落里生长的霉菌，在人们的心头悄然蔓延。一种被审视、被怀疑的不安感，取代了之前对特派员空降的单纯好奇或抵触。每个人都开始小心翼翼地掂量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生怕成为下一个被“约谈”的对象，或者更糟，成为某种指控的“证据”。
而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一个人的身影——机要科长陈启明。他仿佛成了李德明在根据地内部的“向导”和“信息官”。经常可以看到他出入李德明的院落，有时是送文件，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仅仅是“路过”而被叫进去问几句话。他总是那副沉稳谦恭的样子，对谁都客客气气，但有心人发现，他出现在李德明视线内的频率，实在高得有些异常。
赵立仁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手下的人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更严密地监控着陈启明以及所有与李德明随行人员有过接触的对象。
“头儿，陈启明昨天傍晚，以检查线路为名，去了村口通讯班待了半个小时。期间，李特派员的一名随行参谋，恰好也在那里‘了解情况’。”一名手下低声汇报。
“他们有过直接交谈吗？”赵立仁问。
“没有，离得很远。但是……陈启明离开时，在门口绊了一下，手里的记录本掉在地上，有几页纸散落出来。是那个参谋帮他捡起来的。”
“记录本……”赵立仁眼神一凝，“看清是什么内容了吗？”
“距离太远，看不清。但看纸张，像是日常的工作日志一类。”
看似偶然的事件，在赵立仁这里却绝非偶然。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千百种，未必需要直接的交谈。一次“意外”的掉落，一个“顺手”的帮助，足以完成一次无声的交接。陈启明的嫌疑，在赵立仁心中急剧上升。
但他没有证据。陈启明的工作无可挑剔，言行谨慎，与李德明的接触也大多有合理的公务缘由。贸然动他，不仅打草惊蛇，更可能被李德明抓住把柄，反咬一口，说他们排挤、陷害“积极向特派员靠拢”的同志。
就在赵立仁苦苦寻找突破口时，另一股阴风，也从樟树镇的方向吹了过来。
楚材的伤势恢复得比预期要慢，手腕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遭受的羞辱。但这疼痛也淬炼着他的恨意，使其更加纯粹和恶毒。他不再急于发动直接的袭击，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深远、更卑劣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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