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在第七次搬家时，终于发现那个牛皮纸袋。
它被塞在行李箱最底层，压在褪色的旧毛衣下面，边角磨得发毛，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指尖刚碰到纸面，林砚的指节就开始发僵——她认得这个纸袋，十年前在市三院的走廊里，陈砚之就是用这个袋子装走了她母亲的病历。
窗外的雨下得绵密，出租屋的窗户玻璃蒙着一层水汽，把楼下便利店的灯晕成模糊的橘色。林砚坐在地板上，指尖捏着纸袋边缘，指甲几乎要嵌进纸里。她以为自己早就把这些东西丢掉了，连同那个名字，连同十七岁夏天的消毒水味，连同深夜里反复出现的、母亲躺在病床上说“别信他”的梦。
纸袋里没有病历。
只有一叠照片，和一张折了三折的便签。
照片的边角泛着黄，第一张就是市三院的住院部楼下，陈砚之穿着白大褂，站在香樟树下，侧脸对着镜头。他那时还很年轻，鬓角没有白发，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淬了光，正低头跟身边的护士说着什么，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意。林砚记得这张照片，是她偷偷拍的。那时她还觉得，陈砚之是这满是消毒水味的医院里，唯一的光。
手指往下翻，照片的内容开始变得刺眼。
有她母亲躺在病床上的侧影，输液管在照片里拉出细长的影子；有陈砚之坐在病床边，手里拿着病历本，笔尖悬在纸上，不知道在写什么；还有一张，是深夜的医生办公室，陈砚之坐在电脑前，屏幕光映在他脸上，他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药瓶，标签上的字模糊不清，但林砚认得那个瓶子——那是她母亲最后用的药，后来她才知道，那种药早在三年前就被列为慎用药品，因为会引发严重的肝损伤。
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殡仪馆的门口。林砚穿着黑色的裙子，站在冷风里，头发被吹得乱蓬蓬的。陈砚之站在她身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姿态温柔。但照片的角落，有人用红笔圈出了陈砚之的另一只手——他的手指蜷着，像是在压抑什么，而他的视线，没有落在林砚身上，而是落在远处的墓碑上，眼神冷得像冰。
林砚的手指开始发抖，照片从指缝间滑落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她拿起那张便签，纸上的字迹清隽，是陈砚之的笔迹，她曾经在无数张病历本上见过这个字迹。
“林砚，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别找了，你找不到的。”
“我们总会再见面的。”
最后一句话的末尾，有一个浅浅的墨点，像是笔尖顿了很久才落下。林砚盯着那个墨点，突然觉得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她捂住嘴，弯腰咳嗽起来，眼泪砸在便签纸上，晕开了墨迹。
十年了。
她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换了七个城市，搬了十一次家，每次都选在没有熟人的地方，找一份不需要跟太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活得像一只惊弓之鸟。她以为只要跑得够远，就能把过去甩在身后，就能忘记母亲临终前抓着她的手，反复说的那句“别信陈砚之”，就能忘记葬礼后陈砚之看着她的眼神，那种温柔里藏着的、让她浑身发冷的占有欲。
可他还是找到了她。
这个牛皮纸袋，像是一个无声的宣告——他从来没有放过她。
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陌生号码”四个字。林砚盯着屏幕，心跳突然变得很快，她几乎能肯定，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铃声响了三遍，她才按下接听键，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
“林砚。”
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话。林砚的呼吸瞬间停滞了——是陈砚之的声音。十年了，他的声音变了一些，少了当年的清润，多了几分沉稳，但那种能让她瞬间想起消毒水味的质感，一点都没变。
“你怎么找到我的？”林砚的声音干涩，像是砂纸磨过木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轻笑，那笑声里没有暖意，只有一种了然的笃定。“我一直都知道你在哪里，林砚。”他说，“你搬去苏州的时候，我在你住的小区楼下看过你；你去成都的时候，我在你常去的那家咖啡馆，见过你点一杯美式；你上个月搬来这里，我知道你在隔壁街的书店上班，每天下午四点半会去便利店买一瓶牛奶。”
林砚的后背瞬间冒出冷汗，她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往下看。楼下的雨还在下，空荡荡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只有便利店的灯亮着，像一只窥视的眼睛。
“你一直在跟踪我？”她的声音发颤，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
“不是跟踪。”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是关注。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没关系！”林砚几乎是吼出来的，“陈砚之，十年前我妈就死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电话那头的沉默变得漫长，雨声透过听筒传过来，沙沙的，像是某种催促。过了很久，陈砚之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林砚从未听过的疲惫。“林砚，你以为你母亲的死，真的是因为那个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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