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偶尔地对他产生一些好奇……“偶尔”的频率视他们碰面的频率而定。大学本研七年，宫修明在课堂上碰到玉维真的次数就是在学校里碰到的全部了。玉维真要高两级，是他导师的关门弟子，平日深居简出；据说他家境不凡，毕业后直接通过遴选上岸。几年后在集团见到他时，宫修明着实有些惊讶。没有这一层工作关系，他们撑死了会在校友会上列席同框。
宫修明不理解他来这里的工作动机——产权局近几年频繁提出大模型对人身权利的威胁论，利用舆论不断拔高冲突层级，几乎要和PPC及背后的社会治安管理部呈犄角之势；相应地，他更不理解自己过分活泼的好奇心。
在工作地点碰面过几次之后，他们才加上联系方式。宫修明翻过玉维真的动态，寥寥一些风景照；他的头像倒是他自己，透过车窗的一张侧颜。构图、光影和头像本人都在艺术品的层面，所以一开始他总觉得头像熟悉，可能是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什么质感男头。后来某天猛然惊觉，点进去放大确认，是能辨认出的眼睛——玉维真半阖眼时，眼型像一只小山雀。
CTO原本不大插手综合事务，他有天无聊才打开公文系统精准地选进专利审查部，一溜看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审批通知，这才想起伦理委员会属于外包……独立机构挂名。规模稍微大点的科技创新服务类公司都被要求外设伦理委员会，聘请专人负责公司产品的“伦理”问题——曾几何时只有医药公司受过这待遇。大数据时代数字民生类产品最受人诟病的无非是对个人隐私的过度侵占，然而科技带来的便利确实是以越过“边界”为代价的。
他认为这无可厚非。
但委员会更多地开始插手组织架构……尤其是在几年前大会通过了《治安管理防治处罚法》新修版草案，先前作为辅助的PPC开始将执法权落到实处。短短三个月间，两个试行直辖区的犯罪率下降了93%；推广一年半后，全国的社会治安“迈上了新的台阶，这是一次法治与文明的飞跃前进”。伦理委员会在这时开始干预了——他们的手段非常曲折，也很委婉。
产权局的前身是非营利人权组织，成立政府机构后这个缩写相当有迷惑性。它的全称是“国家人权与生产权益局”，但在见报时往往采用缩写，大众更倾向于关注它在劳动权益、生产资料所有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事务和举措；也正因为如此，“伦理委员会”才能顺利组建和并入“专利”、“产品”等的有关部司。而在近几年，产权局依据居高不下的“预犯罪率”严正提出，对潜在犯罪倾向的过度关注必然导致预备犯罪率提升——社会资源的错配与人性尊严的侵犯会激发防御性犯罪准备。伦理委员会的“情绪审查”由此师出有名，逐渐渗透人事活动。
哈，“熔断机制”。
宫修明觉得这种论断属于诡辩……先射箭后画靶而已。没人比他们这些搞技术的更清楚如何提高“准确性”；实际上，真正投放使用的大模型经历了漫长的调试、学习和严苛的程序审查，遏制误判和“过激”的倾向性被写在底层逻辑中，也在面对公众时被一再强调过。他不理解产权局对社会信任表达的担忧，一是目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数据能证实犯罪倾向评估的预防性扩大化——上下浮动都还在模型的预测范围内，二来产权局——“伦理委员会”的举措太有针对性，受到严格管控得到的往往是他们这种新兴科技产业。人员流动、研发立项、生产投放，无一不需要经历冗长的审批流程。
倒也不是说严进严出，在“熔断”的红线之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还是正常进行着。宫修明只是厌恶这种感觉，这种被无形的眼睛所注视的束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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