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子走了。
清晨六点，晓燕和马桂芳一起送她去了长途汽车站。站里人声嘈杂，挤满了背着编织袋、提着行李的打工者，大多是和娟子一样怀揣梦想奔赴特区的年轻人。娟子穿着她最好的一件碎花衬衫，眼睛里含着泪花，紧紧抓着那个晓燕给她准备的小布包。
“到了就给店里打电话，号码拿好了吗？”晓燕不放心地叮嘱，“找不到工作就赶紧回来，别硬撑！”
“知道了，晓燕姐，芳姨，你们回去吧！”娟子用力点头，一步三回头地随着人流挤上了那辆破旧的长途巴士。引擎轰鸣，喷出黑烟，巴士缓缓驶出车站，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中。
回到“林记”，仓库里显得格外空荡和安静。少了娟子叽叽喳喳的声音和跑来跑去的身影，仿佛连空气都凝滞了几分。马桂芳默默地开始和面，动作比平时更慢，背影显得有些佝偻。晓燕知道，芳姨心里也舍不得，只是不善表达。
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晓燕既要负责生产，又要接手娟子留下的配送任务，忙得脚不沾地。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眼下的青黑又浮现出来。但她从没抱怨过，只是咬牙坚持着。那枚Zippo打火机被她小心地放在贴身口袋里，冰凉的金属外壳时常提醒着她那个星光下的夜晚和那个沉默的男人，给她注入一丝难以言喻的力量。
陈默依旧每天傍晚准时出现，买他的两个包子。他看到晓燕忙碌疲惫的样子，什么也没说，但有时会多停留一会儿，顺手帮她把门口沉重的面粉袋挪个位置，或者修理一下松动的货架螺丝。他的帮助总是无声而实用，从不过问店里的人手问题，仿佛一切尽在眼底，却又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
这天晚上，晓燕核对完账目，已是夜深人静。她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正准备关门休息，隔壁传来一阵异常响动和压抑的争吵声。
晓燕的隔壁，住的是一对老夫妻，姓吴。吴大爷以前是国营菜市场的会计，退休后身体就不太好，吴大妈是个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老两口平时深居简出，与人交往不多，唯一的儿子几年前顶替吴大爷的职进了菜市场，却不好好上班，整天游手好闲，最近好像还迷上了打牌赌钱，时常回来要钱，闹得鸡犬不宁。
此刻，争吵声正是从吴家传来。
“…你个败家子！又输光了？那是给你爸买药的钱啊！”是吴大妈带着哭腔的斥责。
“妈！就最后一次！我肯定能翻本！赢了钱给爸买好药！”一个年轻却油滑的声音哀求着。
“滚！你给我滚！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吴大爷剧烈的咳嗽声和愤怒的吼声传来，伴随着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
紧接着，是重重的摔门声和吴大妈压抑的痛哭声。
晓燕听得心里发紧，却又不好贸然过去劝解。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这种糟心的儿子逼父母的戏码。她只能叹了口气，默默关好店门，将那令人心碎的哭声隔绝在外。
这一夜，晓燕睡得并不安稳。隔壁的争吵、娟子的远行、店里的忙碌，还有对未来的隐隐担忧，交织在一起，让她心神不宁。
第二天一早，晓燕开门时，正好看到吴大妈提着菜篮子出来，眼睛肿得像桃子，见到晓燕，慌忙低下头，快步走了。晓燕心里不是滋味，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中午过后，晓燕骑着那辆二六式的凤凰牌自行车去给几户零散客户送点心。经过县中心刚刚开业不久的百货公司时，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吴大妈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吴小天。
他正和几个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看起来流里流气的青年站在百货公司门口抽烟说笑，手里还摆弄着一个崭新的、巴掌大小的电子设备，上面闪烁着红绿绿的小灯，发出“滴滴滴”的简单音乐声——是一种刚刚开始流行的电子游戏机，叫“俄罗斯方块”掌机，价格不菲。
吴小天笑得一脸得意，完全看不出昨晚那个苦苦哀求甚至与父母争吵的混账模样。晓燕心里一阵厌恶，加快车速骑了过去。
送完货回来，天色尚早。晓燕看到马桂芳正在和一位来找她拉家常的老姐妹说话。那位阿姨住在城西，消息灵通。
“哎哟，桂芳你是不知道，我们那片老赵家的大小子，也跟着人去深圳了！听说在那边建筑工地上干活，一天能挣十来块呢！就是苦得很，晒得跟黑炭似的。”阿姨嗑着瓜子，唾沫横飞。
“还有东头老李家的闺女，嫁了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那司机可有钱了，家里都换上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了！带遥控器的呢！”
马桂芳一边听着，手里熟练地包着包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偶尔附和两句。
那阿姨又说：“不过啊，也有倒霉的。就前街那个开理发店的小王，听说让人给骗了，进了一批假的上海洗发膏，赔了好几百块呢！哭得哟…”
晓燕听着这些街谈巷议，仿佛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人南下淘金，有人凭借新职业发家，也有人在新浪潮里翻了船。希望与风险并存，传统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每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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