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春天,仿佛也被中原即将燃起的战火所震慑,步履蹒跚,比往年似乎来得更晚一些。
朔方与五原两郡的广袤土地上,厚重的积雪刚刚开始消融,露出下面湿润的褐色土壤,凛冽的空气中依稀能嗅到一丝泥土解冻的气息,但嫩绿的草芽仍畏缩在地下,不敢轻易破土。
尽管春寒料峭,凌云麾下的全体军民,却早已按照年前制定的详尽蓝图,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新一年的屯垦、练兵与工坊生产之中。
采用“流水作业法”的筒车工坊已然步入正轨,效率大增,一架架巨大的木质骨架开始在境内各条主要河流岸边矗立起来,等待着彻底解冻后发挥其“夺天工”之效;
各军营校场上,新招募兵员的操练声、军官的号令声、兵刃的碰撞声震天动地,一股股新血正在被锤炼成钢;
“朔方文工团”的丝竹排练声与护士学员朗朗的诵读声、实践操作的细微响动交织在一起,为这片尚武之地增添了几分文明与秩序的色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充满希望地向前推进。
然而,就在这片北疆边地如同精密的机器般奋力运转、积蓄力量之时,一场在中原腹地酝酿已久、终将撼动整个大汉帝国根基的惊天风暴,毫无预兆地猛烈爆发了!
二月初,一个如同惊雷般的消息,通过快马、商旅乃至逃难者的口耳相传,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也传到了相对偏远的北疆:
巨鹿人张角,与其弟张宝、张梁,正式揭竿而起!
他们麾下的信徒,头缠黄巾作为标识,高呼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以太平道为组织纽带,信徒竟达数十万之众,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核心八州!霎时间,烽火遍地,烟尘四起!
其势如燎原之火,迅猛无比,远超常人想象!黄巾徒众如同决堤的洪流,汹涌澎湃,攻城掠地,焚烧官府,劫掠豪强坞堡,许多郡县长吏望风而逃,地方秩序瞬间崩塌。
旬日之间,整个天下为之震动,就连深居洛阳的京师之地,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乱骇得人心惶惶。
那滚滚而来、漫山遍野的黄巾人潮,仿佛一股股黄色的毁灭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本就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大汉河山,其声势之浩大,波及范围之广,堪称空前!
面对这突如其来、规模庞大且组织严密的农民起义,承平日久、内部早已腐败不堪的东汉朝廷显得措手不及,应对起来左支右绌,极为乏力。
地方郡国兵备松弛,武备不修,往往在黄巾军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朝廷在仓促之间,只能一边紧急下达诏令,要求各州郡自行招募兵勇、缮治兵器、守卫疆土;
一边慌忙调派中央尚存的核心精锐——主要由北军五校、三河骑士组成,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宿将率领,分头扑向起义最为猛烈的地区进行围剿。
然而,黄巾军声势浩大,且初期士气高昂,官军准备不足,初战屡屡受挫,局势一度呈现糜烂之势。
整个帝国的腹心膏腴之地,彻底陷入了战火纷飞与极度的混乱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与中原核心地带的水深火热、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到刺眼对比的是,地处北疆边陲、常被视为苦寒之地的朔方、五原两郡,此刻却仿佛成为了这场席卷天下风暴眼中,一片罕见而珍贵的宁静之地。
在凌云凭借其“先见之明”,提前近一年就开始的预警、布局和苦心经营下,两郡已然建立起相对健全高效的军政体系,物资储备虽不奢靡却也相当充足。
民心经过一系列仁政(如赎回汉民、分发土地、推广筒车)已深深归附,军力经过整编扩充更是强盛可观。
当黄巾之乱的确切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最终传来时,两郡的军民在经历短暂的普遍性震惊与对中原同胞的同情之后。
心中涌起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庆幸之感。以及一种对脚下土地和那位年轻主公英明领导的坚定信任——他们无比庆幸,自己追随了一位仿佛能预知未来的明主。
郡守府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如山,却又秩序井然,不见丝毫慌乱。
凌云手中握着来自并州刺史丁原乃至洛阳朝廷中枢的紧急文书,内容无非是严令各郡太守严守疆土,防止叛乱蔓延,并酌情派兵协助周边平乱。
他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济济一堂、神色肃穆的文武班底,沉静而有力地下达了一系列清晰明确的命令,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
“黄巾乱起,天下动荡!此正乃非常之时,亦是我等彰显实力、积蓄力量之机!”
凌云的开场白定下了基调,沉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两郡根基,绝不容有失,同时,我们也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把握住这乱世中的机遇!”
他首先看向负责民政的核心重臣:“元叹(顾雍)、子布(张昭)!” 两人立刻凝神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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