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春天，仿佛也被中原即将燃起的战火所震慑，步履蹒跚，比往年似乎来得更晚一些。
朔方与五原两郡的广袤土地上，厚重的积雪刚刚开始消融，露出下面湿润的褐色土壤，凛冽的空气中依稀能嗅到一丝泥土解冻的气息，但嫩绿的草芽仍畏缩在地下，不敢轻易破土。
尽管春寒料峭，凌云麾下的全体军民，却早已按照年前制定的详尽蓝图，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新一年的屯垦、练兵与工坊生产之中。
采用“流水作业法”的筒车工坊已然步入正轨，效率大增，一架架巨大的木质骨架开始在境内各条主要河流岸边矗立起来，等待着彻底解冻后发挥其“夺天工”之效；
各军营校场上，新招募兵员的操练声、军官的号令声、兵刃的碰撞声震天动地，一股股新血正在被锤炼成钢；
“朔方文工团”的丝竹排练声与护士学员朗朗的诵读声、实践操作的细微响动交织在一起，为这片尚武之地增添了几分文明与秩序的色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充满希望地向前推进。
然而，就在这片北疆边地如同精密的机器般奋力运转、积蓄力量之时，一场在中原腹地酝酿已久、终将撼动整个大汉帝国根基的惊天风暴，毫无预兆地猛烈爆发了！
二月初，一个如同惊雷般的消息，通过快马、商旅乃至逃难者的口耳相传，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也传到了相对偏远的北疆：
巨鹿人张角，与其弟张宝、张梁，正式揭竿而起！
他们麾下的信徒，头缠黄巾作为标识，高呼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以太平道为组织纽带，信徒竟达数十万之众，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核心八州！霎时间，烽火遍地，烟尘四起！
其势如燎原之火，迅猛无比，远超常人想象！黄巾徒众如同决堤的洪流，汹涌澎湃，攻城掠地，焚烧官府，劫掠豪强坞堡，许多郡县长吏望风而逃，地方秩序瞬间崩塌。
旬日之间，整个天下为之震动，就连深居洛阳的京师之地，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乱骇得人心惶惶。
那滚滚而来、漫山遍野的黄巾人潮，仿佛一股股黄色的毁灭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本就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大汉河山，其声势之浩大，波及范围之广，堪称空前！
面对这突如其来、规模庞大且组织严密的农民起义，承平日久、内部早已腐败不堪的东汉朝廷显得措手不及，应对起来左支右绌，极为乏力。
地方郡国兵备松弛，武备不修，往往在黄巾军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朝廷在仓促之间，只能一边紧急下达诏令，要求各州郡自行招募兵勇、缮治兵器、守卫疆土；
一边慌忙调派中央尚存的核心精锐——主要由北军五校、三河骑士组成，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宿将率领，分头扑向起义最为猛烈的地区进行围剿。
然而，黄巾军声势浩大，且初期士气高昂，官军准备不足，初战屡屡受挫，局势一度呈现糜烂之势。
整个帝国的腹心膏腴之地，彻底陷入了战火纷飞与极度的混乱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与中原核心地带的水深火热、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到刺眼对比的是，地处北疆边陲、常被视为苦寒之地的朔方、五原两郡，此刻却仿佛成为了这场席卷天下风暴眼中，一片罕见而珍贵的宁静之地。
在凌云凭借其“先见之明”，提前近一年就开始的预警、布局和苦心经营下，两郡已然建立起相对健全高效的军政体系，物资储备虽不奢靡却也相当充足。
民心经过一系列仁政（如赎回汉民、分发土地、推广筒车）已深深归附，军力经过整编扩充更是强盛可观。
当黄巾之乱的确切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最终传来时，两郡的军民在经历短暂的普遍性震惊与对中原同胞的同情之后。
心中涌起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庆幸之感。以及一种对脚下土地和那位年轻主公英明领导的坚定信任——他们无比庆幸，自己追随了一位仿佛能预知未来的明主。
郡守府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如山，却又秩序井然，不见丝毫慌乱。
凌云手中握着来自并州刺史丁原乃至洛阳朝廷中枢的紧急文书，内容无非是严令各郡太守严守疆土，防止叛乱蔓延，并酌情派兵协助周边平乱。
他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济济一堂、神色肃穆的文武班底，沉静而有力地下达了一系列清晰明确的命令，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
“黄巾乱起，天下动荡！此正乃非常之时，亦是我等彰显实力、积蓄力量之机！”
凌云的开场白定下了基调，沉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两郡根基，绝不容有失，同时，我们也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把握住这乱世中的机遇！”
他首先看向负责民政的核心重臣：“元叹（顾雍）、子布（张昭）！” 两人立刻凝神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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