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水城一把“轻油火”，将孔有德多年经营的精锐付之一炬，仅剩三千余人，战舰不过二十艘。
消息传回北京，紫禁城内一片死寂。多尔衮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武英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
“废物！”多尔衮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将一份详细战报狠狠摔在地上。
孔有德的惨败，不仅损失了一支重要的水陆机动力量，更严重打击了清军的士气，尤其是对刘体纯这个“流寇余孽”的忌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诡异的水面之火，无法扑灭，焚船焚人，其恐怖的威力在清军内部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带上了“妖法”的色彩。
这是多尔衮最担心的，一旦染上“恐刘症”，这以后的仗还怎么打？
“王爷息怒。”
范文程硬着头皮劝道 ：“孔有德轻敌冒进，中了刘逆奸计，折损王师，罪无可赦！然此战亦非全无收获。至少探明，刘体纯手中确有我等未知之奇诡利器，其水师虽弱，然依托水城地利及此等火器，强攻登州海路，代价恐难承受。”
洪承畴接口道：“王爷，眼下刘逆新胜，士气正盛，登州城防经此一役亦必加固。再强行从海上攻之，非明智之举。当务之急，仍是稳固北方，剪除李闯、张献忠残部，同时……”
他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接着说道：“南明弘光，其内乱之象已现端倪，此乃天赐良机！或可为我所用，行‘驱虎吞狼’、‘坐收渔利’之策！”
多尔衮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怒火。他知道洪、范二人所言不虚。登州这把火，烧得他暂时不敢再轻易打海路的主意。
刘体纯，这个心腹大患，只能暂且容他再蹦跶些时日。
他阴冷的目光转向南方，沉声说道：“南明……哼，就让他们先乱起来！传令各部，加紧剿灭流寇，整军备战！至于江南……就按洪先生的方略去办！”
与登州战后沧州体系内部同仇敌忾、积极备战的氛围截然相反，坐拥江南膏腴之地的弘光朝廷，却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登州大捷的消息传到南京，并未引起多少振奋，朝堂上也无人议论此事，大家选择性的避开这个话题。
给刘体纯这个流冦余孽脸上贴金，自己面子无光，这种事情大家都不会去做。
真正困扰弘光君臣的，是日益严重的欠饷问题。
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屡经战乱的山东、直隶等地，刘家军没有欠饷，连刚刚入关的清军也不欠饷。
偏偏富得流油的江南明军欠饷了。
江南虽富，然财富尽入勋贵、豪商、贪官囊中。
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规律，每一个朝代都逃脱不过去。
新朝建立，一百年后，土地、资源开始向少数人集中，大批百姓失去土地等资源，轮为赤贫阶层。再过一百年，土地等资源更是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
于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百姓为了生存，开始铤而走险，打烂旧朝，再建一个新朝。
循环再度开始！
弘光帝朱由崧骄奢淫逸，马士英、阮大铖等权臣卖官鬻爵，中饱私囊，用于养兵的军费被层层盘剥克扣。拖欠军饷，已成常态。
左良玉， 这位坐镇武昌、拥兵数十万的“宁南侯”，是弘光朝廷赖以支撑的重要柱石。
他可是纵横华夏十数年的大军阀，和李自成、张献忠不知道打了多少仗。
但必须承认，左大帅还是胜多败少，李自成、张献忠多少都有些怕他。
但这个左大帅也是个明白人，精于算计。
有兵便是草头王，这个道理深深的铭刻在他的心里。
都说李自成、张献忠劫掠地方，这位左大帅有过之无不及，也不知道是兵还是匪？军纪是出了名的败坏！
如今，更是饱受欠饷之苦。兵士怨气冲天，劫掠地方之事愈演愈烈。从武昌到九江，沿途州县苦不堪言，百姓视左军如虎狼。
左良玉本人也焦躁不安，一方面向南京催饷的奏疏如石沉大海，另一方面又担忧麾下骄兵悍将失控，更对马、阮把持朝政、排挤忠良深为不满。
巨大的军力如同悬在头顶的巨大钢刀，随时可能因缺饷而坠落。
江北四镇是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将，分驻江北要地，是南京的直接屏障。他们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高杰本来是闯王李自成的部将，后来拐走了李自成的媳妇儿，投降了明军。
这家伙人长得帅，打仗也有一套，曾多次大败张献忠和李自成。
他的部队驻扎泗州一带，士兵因缺饷多次哗变，甚至有小股部队公然抢劫富户、冲击县衙。高杰本人暴虐，弹压手段血腥，更激化了矛盾。
刘良佐、刘泽清部军纪更差，纵兵抢掠已成家常便饭，所驻之地，民怨沸腾，几成鬼域。
相对而言，黄得功治军稍严，但也为粮饷愁白了头，多次上书直言“士卒饥寒，恐生大变”。
登州大捷消息传到南方后不久，一个阴沉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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