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总原本从事的是部队装修和工程方面的业务。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利用协会会员中国企的资质来承接项目，并发动自己的资源去争取更多的业务机会。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给国企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通常在2%到5%之间。
如果我们使用国企业的资质去承接项目，不仅可以借助国企的信誉和实力，还能够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使用国企提供的项目工程预付款。这些预付款实际上是国企按照应付款合同从银行贷款而来的，一般利息在3%到5%左右。
通过这种方式，民营企业在承接工程时就无需自己垫付资金，也不必过于焦急地去讨要工程款。因为现在工程结账确实非常困难，不仅给的款项较少，而且拖延的时间也很长。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导致现在的工程大多会选择国央企。这主要是因为纪检部门的存在，使得许多业主单位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更倾向于选择国央企来承担项目。这也是当前市场环境下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如今许多民营企业虽然一直在辛勤劳作，但实际上它们大多是通过借用其他企业的资质来开展业务。这些企业辛辛苦苦地完成了各种活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们自己的公司却未能取得显着的业绩。
与此同时，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培育项目缺乏足够的重视。它们往往不愿意将项目提前规划和准备，也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编写项目设计方案。相反，它们更倾向于等待项目上网和公示之后，再去缴纳高昂的项目管理费，以承接这些项目。
这种项目管理费，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进场费”，通常会高达项目金额的20%以上。这无疑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它们在项目承接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我们可以借助协会这个平台，将会员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一个强大的会员联合体。这样一来，央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就能够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实现分工协作，共同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具体来说，央国企业可以提供其雄厚的资质和资源，负责签订合同等重要环节。然后，再由协会将经过科学论证的民营参与项目发放给相关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央国企业可以利用合同所带来的收益，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解决资金问题。而民营企业则不需要过多地承担项目前期的垫资压力。
简单地说，就是央国企业出大钱，负责项目的主要资金投入；而民营则出小钱，专注于项目前期的规划和编制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能够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我与刘主任进行了对话交流，向他提出了关于山西林草相关资质的问题。我表示希望能够在提供资质和业绩时，少提及合同金额，而更多地强调面积和规模。
刘主任理解了我的想法，并解释说目前他们所提供的资质和业绩主要是以合同金额来体现的。他表示会考虑我的建议，看是否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进行调整。
我进一步解释说，强调面积和规模可以更直观地展示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力，对于评估和决策可能更有帮助。刘主任表示会将我的意见转达给相关部门，并探讨如何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不仅探讨了资质和业绩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相关话题。就在这时，刘主任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咱们协会是否可以设置专职人员，并从会里的经费中支出他们的费用呢？”
听到这个问题，我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深吸一口气，思考片刻后回答道：“关于设置专职人员并从会里经费中支出费用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入商讨。毕竟，经费的使用必须谨慎对待，每一笔开支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如果要增加这方面的费用，原则上工资、五险一金等都应该由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来支付，或者有人愿意主动缴纳。
此外，将专职人员的关系转到协会也需要仔细斟酌。组织关系可以放在中央社会工作部，但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为协会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对个人的变相培养和锻炼。这样的安排对于个人来说，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机遇，可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刘主任微微颔首，表示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然后继续追问道：“那么关于湖北的项目对接，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稍作思考，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回答道：“这个湖北的项目，主要是要盘活颜总的那 8 万亩林地。首先，我们需要对其中的公益林进行调整，确保其符合相关规定。接着，我们要编制一份详细的森林经营方案，以确保能够合理地进行采伐。”
“同时，为了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我们还需要更新树种，提高森林的质量和生态效益。此外，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康养产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以开展一些与生物颗粒和纸浆生产相关的项目，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热能或其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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