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讲究“祛邪不伤正，扶正以祛邪”。在清除“贼火”、平抑“相火”的同时，始终重视保护人体的“正气”与“阳气”。正如“投鼠忌器”，不能因打击病邪而误伤根本。因此，在开具去火药时，尤其要避免长期或过量使用苦寒之品。黄柏、知母虽为清虚火要药，但因其直入肾经，影响深远，更需审慎使用。毕竟，肾为生命之根，与性功能、生育能力息息相关。维护其平衡，远比单纯“降火”更为重要。
从西医理论的角度来看，入肾经的去火药，例如黄柏、知母，确实会对人体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一重要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显着影响。这类药物通过调节体内激素水平，抑制炎症反应，从而发挥清热泻火的作用。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也可能波及性激素的分泌节律，进而影响人的性欲和生殖功能。在中医理论中，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一种“火”，但它并非病理性的邪火，而是一种以元阳为根基的生理之火，是生命活力的体现。若这种正常的“火”被过度压制，就会损伤人体根本的阳气，导致精神萎靡、性欲减退，甚至出现畏寒肢冷、乏力倦怠等阳虚症状。
以“甲低”（甲状腺功能低下）病人为例，他们不仅表现出性欲低下，更普遍存在着对生活、工作、社交等所有方面的兴趣缺失，情绪低落，反应迟钝，整体呈现一种淡漠消极的心理状态。这正是因为甲状腺素不仅调控新陈代谢、体温和能量生成，还深刻影响着大脑功能和情绪中枢，具有类似兴奋剂的生理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火力”。当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时，机体代谢减缓，产热减少，人自然变得迟钝、不兴奋，火力衰弱。因此，“甲低”患者常有体温偏低、面色苍白、言语缓慢等表现，其外在的“表情淡漠”正是内在“欲望淡漠”的真实写照。
中医在使用去火药时极为审慎，始终强调“中病即止”的原则，即病症缓解后便应立即停药，不可久服。这并非出于保守，而是深刻认识到寒凉药物对阳气的潜在伤害。人体阳气如同炉中之火，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一旦被过度寒凉之药所伐，便难以恢复。因此，即便是确有实火之证，也需权衡利弊，防止矫枉过正。
此外，现代医学中的许多药物，如广谱消炎药、糖皮质激素等，虽能迅速控制症状，但也可能干扰人体正常的内分泌与免疫平衡，间接削弱机体的“正气”与“火力”。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明确指出：“实火为患，去之不难，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治疗实火，如急性炎症、高热等，使用清热解毒药往往立竿见影；但虚火则多因阴虚阳亢或阳气浮越所致，本质为虚，若误用寒凉，只会进一步损伤阳气，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岳凤先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西药的中药药性归类，提出西药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四性属性。例如，阿托品能解除平滑肌痉挛，常用于抢救感染性休克，对寒性体质患者效果显着且安全，但对热性病人则易引发口干、烦躁、心悸等“热盛”反应，甚至中毒，故被判定为“热性”药物。
在临床实践中，老年人患细菌性大叶性肺炎时，单用青霉素往往疗效不佳。因青霉素性属苦寒，而老年患者多气血两虚、阴阳俱损，正气本已不足，此时再施以寒凉之药，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耗伤阳气。年轻患者在感染初期多表现为实热证，适合清热解毒；而老年人慢性感染则多属虚寒，火已衰微。因此，有经验的医生往往避免单独使用青霉素，常配合扶正固本之法。
同样，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也具寒凉之性，使用后即便感染控制，患者仍常感胃脘冷痛、食欲不振、嗳气不适，这正是药性伤及脾胃阳气的表现。由此可见，无论中药西药，用药皆需辨证施治，顾护阳气，方为上策。
西医和中医在治病理念和方法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诊断手段和治疗方式上，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两种医学体系对生命、疾病和健康的不同理解。西医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强调解剖结构、生理指标和病原体的存在，注重通过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查等手段明确病因，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药物或手术干预。其核心逻辑是“对抗”——即对病毒、细菌等致病因子进行精准打击，力求通过解决影响身体结构的问题，使各项生理指标恢复至正常范围，从而宣告治疗完成。这种模式在急性感染、外伤、器质性病变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可靠性。然而，这种方式往往忽视了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尤其是在慢性病、亚健康或功能紊乱状态下，单纯追求指标合格可能治标不治本。
当人体的功能整体失衡，出现如疲劳、失眠、消化不良、情绪波动等症状时，西医常难以给出明确诊断或有效干预，而此时中医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中医源于数千年的实践经验与哲学思辨，强调“以人为本”，认为疾病是人体阴阳失衡、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的结果。其治疗目的并非简单消灭病原体，而是通过辨证论治，调整人体的内在环境，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根本目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我的中医生涯之路请大家收藏：(m.20xs.org)我的中医生涯之路20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