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是南京守备太监刘永的请安帖。纸是上等的宣纸，字是工整的小楷，内容无非是“恭贺新帝登基，祝愿圣体安康，臣永在南京遥祝陛下”之类的套话。王振拿起朱笔，蘸了蘸朱砂，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没落下。
该怎么批？直接写“知道了”？太过随意，显得他不重视地方宦官，刘永在南京待了十年，人脉不浅，不能轻易得罪；写“览卿奏，朕心甚慰”？那是皇帝的口吻，他一个秉笔太监，越权了，太皇太后看到定会不满；写“该部知道”？这是推给礼部，可请安帖本就不是公务，推出去反而显得他不懂规矩。
他的手指在纸上轻轻点着，脑子里飞速盘算——太皇太后要的是“规矩”，三杨要的是“不越权”，宦官们要的是“尊重”。那不如就写“知道了”，简单，稳妥，既不越权，也不算敷衍，还能让刘永知道，他的奏折递到了，也被看见了。
终于，他手腕轻动，三个端正的楷书落在纸上：“知道了”。墨色均匀，笔画沉稳，没有一丝潦草。他端详着这三个字，仿佛能看到南京的刘永接到回文时，捧着奏折琢磨“王公公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样子，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权力的游戏，第一步就是让别人猜不透你。
他放下请安帖，拿起下一本——户部的题本，关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请求减免雪灾田地税赋的。题本里写得详细：“去冬雪灾，压垮民房百间，冻死麦苗千亩，百姓无粮可食，恳请陛下减免今年夏税，发放赈灾粮款。”内阁的票拟附在后面，写着“请旨定夺”。
王振的眉头皱了皱。若是直接批“准其所奏”，会显得他独断专行，越过内阁和户部，直接决定财政事宜，三杨定会弹劾他“宦官干政”；若是批“户部议奏”，又显得他毫无主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会被下面的人看不起。
他想起先帝曾说过“民为邦本”，也想起太皇太后前日召见时说“新帝登基，当以民生为重”。那不如既体现民生关怀，又不越权。他提笔，在票拟旁批道：“着户部查勘明白，确系灾伤，照例缮免。”
“着户部查勘”，把核实的权力给户部，符合程序；“确系灾伤，照例缮免”，表明他认同历城县的请求，也知道按制度该怎么做，既不越权，又显露出他懂民生、知规矩。王振看着这行批语，满意地点点头——这就是分寸，是他在太皇太后和三杨之间走钢丝的底气。
一连批了十余本奏章，从兵部的“边防军饷请拨”，到礼部的“祭祀礼仪拟定”，再到工部的“宫墙修缮申请”，王振渐渐找到了感觉。朱笔在他手中越来越稳，批语也从最初的三个字，变得越来越精准：“着兵部会同户部核议”“依议”“暂缓，待秋收后再议”。每一句都合乎程序，每一个字都踩着权力的边界，不越雷池一步。
他知道，自己现在还在牢笼里。太皇太后张氏不是孙皇后，她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见惯了宦官专权的危害，对他盯得极严；三杨更是老谋深算，杨士奇管大局，杨荣管军政，杨溥管教化，把朝政打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让他一个宦官插手。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谨慎”，像先帝评价的那样，像他多年来扮演的那样。
就在这时，一本封面印着“都察院”的奏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翻开，里面是都察院御史刘谦的弹劾章，弹劾的是顺天府推官王怀“狎妓酗酒，行为不检，于酒楼醉酒辱骂百姓，有损官威”，还附了人证物证——酒楼老板的供词，还有王怀醉酒时穿的官服（上面沾着酒渍和脂粉）。内阁的票拟很简单：“革职查办”。
王振的手指顿了顿。王怀？他忽然想起，王长随前几日递来的小纸条上写着：“顺天府推官王怀，与范弘远亲王三交好，曾于酒后言‘王振恃宠而骄，不过一谄媚宦官，终将失势’。”
他的目光冷了下来，指尖轻轻敲击着案面，发出“笃笃”的轻响。这是个机会——一个除掉异己、立威的机会。王怀是个五品小官，革职查办不会引起太大波澜；他与范弘有关，收拾他，也能敲打范弘；最重要的是，内阁已经票拟“革职查办”，他只需批一个“准”，完全合乎程序，没人能挑出错来。
既不越权，又能立威，还能报私怨，一举三得。
王振提起朱笔，朱砂在笔尖凝聚，像一滴血。他没有丝毫犹豫，在内阁票拟旁，缓缓落下一个字：“准。”
红得刺目，红得决绝。
他放下笔，将这本奏章单独放在一边——这一本要优先呈送，让太皇太后和皇帝（实则是太皇太后）尽快用印，免得夜长梦多。他看着那个“准”字，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原来权力可以这样不动声色地行使，不用喊打喊杀，不用勾心斗角，只需要一支笔，一个字，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目光扫过案头那堆已批完的奏章——每一本上都有他的朱笔痕迹，每一个字都是他权力的证明。
他再次拿起那支朱笔，在指尖轻轻转动着。紫檀木的笔杆温润了许多，朱砂的腥气也淡了些，可那沉甸甸的重量，却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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