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莲连忙放下碗蹲下来哄：“小浩乖，咱不卖粮票，咱再等阵子，啊？等粮价涨了，妈妈给你买白面馒头吃。” 可沈浩根本不听，哭声越来越大，眼泪鼻涕蹭了一脸，还伸手去拽沈建国的裤腿，指甲都快嵌进布料里，嘴里喊着 “不、不卖”，声音因为哭腔变得断断续续。
沈建国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心里突然软了下来。他想起 1985 年，儿子哭闹着指向粮票，后来靠粮票差价赚了第一笔钱；1987 年，儿子又念叨 “布票”，最后布价翻了三倍，赚了四千五。每次儿子 “折腾”，最后都被证明是对的，这次说不定真的是自己太急了。他叹了口气，弯腰把沈浩抱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好好好，咱不卖，咱再等，等粮价涨了再卖，爸不着急了，行不？”
这话一出，沈浩的哭声才渐渐小了，抽噎着趴在沈建国怀里，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衬衫领口，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生怕他反悔。
可没过两天，沈建国又按捺不住了。那天他去供销社进肥皂，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群人围着洗衣粉货架抢购，供销社的老张头举着喇叭喊：“洗衣粉下周要涨到 1 元 / 袋，现在买还按 0.8 元！” 沈建国心里一动 —— 家里囤了一百箱洗衣粉，要是现在卖，也能赚点差价；可转念一想，洗衣粉才涨两毛，粮票要是涨，那可是几毛几毛地涨。可看着兜里仅有的五十块零钱，他又犯了难：铺子里的电子表只剩三块，再不进货，顾客来都要空着手走了。
当天晚上，沈建国趁李秀莲在厨房洗碗，偷偷摸进铺子里的隔间 —— 他早就看好了，最里面那袋粮票正好一百斤，要是连夜送到粮店，明天一早就能拿到钱，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刚把麻袋扛到肩上，还没走到门口，沈浩突然从里屋跑出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把抱住他的腿，嘴里喊着 “不、不准走”，声音里满是惊恐。
“小浩，你咋醒了？快回床上睡觉，地上凉。” 沈建国慌了，连忙把麻袋放在地上，想把他抱起来，可沈浩却抱得更紧，小脸埋在他的裤腿上，哭得浑身发抖，最后竟哭到咳嗽，咳着咳着就吐了，秽物沾了沈建国一裤腿，酸臭味瞬间弥漫开来。
李秀莲听到动静，手里的洗碗布都没来得及放下，就从厨房跑出来，看到地上的麻袋和哭到呕吐的沈浩，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沈浩抱起来，拍着他的背顺气，眼泪差点掉下来：“沈建国，你是不是想偷偷卖粮票？你忘了小浩前阵子哭到吐的模样了？忘了 1987 年要是提前卖了布票，咱能赚那四千五吗？你咋就这么没耐心，非要跟孩子较劲！”
沈建国的脸涨得通红，张了张嘴想辩解，说 “只是想周转周转”，可看着儿子难受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蹲下来，摸了摸沈浩的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小浩，爸错了，爸不该偷偷卖粮票，以后都听你的，等粮价涨了再卖，再也不着急了，啊？”
沈浩慢慢止住哭，抽噎着点了点头，小手还紧紧抓着李秀莲的衣角，眼睛却盯着地上的麻袋，生怕父亲再动歪心思。
从那以后，沈浩的 “极端手段” 变得更频繁，也更 “精准”。吃饭时，只要看到父母眼神犹豫，他就把碗往地上一推，说什么都不吃，任凭李秀莲怎么哄，都得等父母郑重承诺 “不卖粮票”，才肯张嘴；夜里，他故意不睡觉，坐在床上盯着隔间的方向，要是沈建国起夜想 “顺便” 去铺子里看看，他就立刻爬起来，跟在父亲身后，像个小尾巴，寸步不离；甚至有顾客来铺子里问 “有没有粮票卖”，他就跑过去拽人家的衣角，仰着小脸喊 “不卖、不卖”，把顾客吓得赶紧摆手 “只是问问”，转身就走。
有次林晓雅跟着母亲来买肥皂，刚进门就看到沈浩坐在地上闹脾气，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粮票，小脸涨得通红。林晓雅蹲在他旁边，好奇地问：“小浩，你咋了？这是啥呀？” 沈浩把粮票递给她，又指了指隔间里的粮袋，嘴里含糊地说 “等、涨”。林母看了，笑着对李秀莲说：“秀莲，你们这孩子是真执着，我家那口子昨天还说，最近粮价确实有上涨的苗头，说不定真被小浩说中了，你们再等等，肯定能涨。”
李秀莲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沈浩的头，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又有点骄傲：“可不是嘛，现在全家都听他的。这孩子像有预感似的，每次都能踩中点子。要是真涨了，军功章得有他一半；要是跌了，就当是给孩子交学费了，反正咱也没亏啥。”
沈建国也渐渐放下了焦虑。他开始主动帮着李秀莲整理粮票，把不同斤数的粮票分类装袋，还在每个麻袋上贴了张硬纸板，用毛笔写着 “100 斤”“50 斤”，方便以后清点；空闲时，他还特意绕路去火车站、供销社打听消息，每次听到 “外地粮价又涨了” 的消息，就赶紧回来跟李秀莲、沈浩说，像个报喜的 “信使”，眼里的光也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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