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莲连忙放下碗蹲下来哄:“小浩乖,咱不卖粮票,咱再等阵子,啊?等粮价涨了,妈妈给你买白面馒头吃。” 可沈浩根本不听,哭声越来越大,眼泪鼻涕蹭了一脸,还伸手去拽沈建国的裤腿,指甲都快嵌进布料里,嘴里喊着 “不、不卖”,声音因为哭腔变得断断续续。
沈建国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心里突然软了下来。他想起 1985 年,儿子哭闹着指向粮票,后来靠粮票差价赚了第一笔钱;1987 年,儿子又念叨 “布票”,最后布价翻了三倍,赚了四千五。每次儿子 “折腾”,最后都被证明是对的,这次说不定真的是自己太急了。他叹了口气,弯腰把沈浩抱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好好好,咱不卖,咱再等,等粮价涨了再卖,爸不着急了,行不?”
这话一出,沈浩的哭声才渐渐小了,抽噎着趴在沈建国怀里,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衬衫领口,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生怕他反悔。
可没过两天,沈建国又按捺不住了。那天他去供销社进肥皂,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群人围着洗衣粉货架抢购,供销社的老张头举着喇叭喊:“洗衣粉下周要涨到 1 元 / 袋,现在买还按 0.8 元!” 沈建国心里一动 —— 家里囤了一百箱洗衣粉,要是现在卖,也能赚点差价;可转念一想,洗衣粉才涨两毛,粮票要是涨,那可是几毛几毛地涨。可看着兜里仅有的五十块零钱,他又犯了难:铺子里的电子表只剩三块,再不进货,顾客来都要空着手走了。
当天晚上,沈建国趁李秀莲在厨房洗碗,偷偷摸进铺子里的隔间 —— 他早就看好了,最里面那袋粮票正好一百斤,要是连夜送到粮店,明天一早就能拿到钱,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刚把麻袋扛到肩上,还没走到门口,沈浩突然从里屋跑出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把抱住他的腿,嘴里喊着 “不、不准走”,声音里满是惊恐。
“小浩,你咋醒了?快回床上睡觉,地上凉。” 沈建国慌了,连忙把麻袋放在地上,想把他抱起来,可沈浩却抱得更紧,小脸埋在他的裤腿上,哭得浑身发抖,最后竟哭到咳嗽,咳着咳着就吐了,秽物沾了沈建国一裤腿,酸臭味瞬间弥漫开来。
李秀莲听到动静,手里的洗碗布都没来得及放下,就从厨房跑出来,看到地上的麻袋和哭到呕吐的沈浩,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沈浩抱起来,拍着他的背顺气,眼泪差点掉下来:“沈建国,你是不是想偷偷卖粮票?你忘了小浩前阵子哭到吐的模样了?忘了 1987 年要是提前卖了布票,咱能赚那四千五吗?你咋就这么没耐心,非要跟孩子较劲!”
沈建国的脸涨得通红,张了张嘴想辩解,说 “只是想周转周转”,可看着儿子难受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蹲下来,摸了摸沈浩的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小浩,爸错了,爸不该偷偷卖粮票,以后都听你的,等粮价涨了再卖,再也不着急了,啊?”
沈浩慢慢止住哭,抽噎着点了点头,小手还紧紧抓着李秀莲的衣角,眼睛却盯着地上的麻袋,生怕父亲再动歪心思。
从那以后,沈浩的 “极端手段” 变得更频繁,也更 “精准”。吃饭时,只要看到父母眼神犹豫,他就把碗往地上一推,说什么都不吃,任凭李秀莲怎么哄,都得等父母郑重承诺 “不卖粮票”,才肯张嘴;夜里,他故意不睡觉,坐在床上盯着隔间的方向,要是沈建国起夜想 “顺便” 去铺子里看看,他就立刻爬起来,跟在父亲身后,像个小尾巴,寸步不离;甚至有顾客来铺子里问 “有没有粮票卖”,他就跑过去拽人家的衣角,仰着小脸喊 “不卖、不卖”,把顾客吓得赶紧摆手 “只是问问”,转身就走。
有次林晓雅跟着母亲来买肥皂,刚进门就看到沈浩坐在地上闹脾气,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粮票,小脸涨得通红。林晓雅蹲在他旁边,好奇地问:“小浩,你咋了?这是啥呀?” 沈浩把粮票递给她,又指了指隔间里的粮袋,嘴里含糊地说 “等、涨”。林母看了,笑着对李秀莲说:“秀莲,你们这孩子是真执着,我家那口子昨天还说,最近粮价确实有上涨的苗头,说不定真被小浩说中了,你们再等等,肯定能涨。”
李秀莲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沈浩的头,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又有点骄傲:“可不是嘛,现在全家都听他的。这孩子像有预感似的,每次都能踩中点子。要是真涨了,军功章得有他一半;要是跌了,就当是给孩子交学费了,反正咱也没亏啥。”
沈建国也渐渐放下了焦虑。他开始主动帮着李秀莲整理粮票,把不同斤数的粮票分类装袋,还在每个麻袋上贴了张硬纸板,用毛笔写着 “100 斤”“50 斤”,方便以后清点;空闲时,他还特意绕路去火车站、供销社打听消息,每次听到 “外地粮价又涨了” 的消息,就赶紧回来跟李秀莲、沈浩说,像个报喜的 “信使”,眼里的光也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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