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头上，休想让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书，略有心得，或可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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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如果没有功劳，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
请大家多给点儿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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