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刚进七月，燥热便如同黏稠的糖浆，裹挟了整座小城。阳光白晃晃地炙烤着县城汽车站坑洼不平的水泥地，蒸腾起一股混合着汽油、尘土和汗水的复杂气味。
李腾提着一只沉重的旧皮箱，随着稀疏的人流，有些踉跄地迈出了那辆浑身作响的老旧长途汽车。车厢里密闭了近三个小时的浑浊空气，几乎让他窒息。站在车站门口，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故乡熟悉的、带着些许煤烟和植物清冽的气息涌入肺腑，却难以抚平他心头那股难以名状的焦躁与茫然。
他，李腾，二十二岁，刚从省城的东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年的象牙塔生活，浸润了足够的书生意气和浪漫理想，曾梦想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者至少，也能在红星县的机关大院里，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挥斥方遒。然而，现实却在他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显露出它坚硬而粗糙的棱角。
人事局那间充满霉味和文件灰尘气息的办公室，仿佛还在眼前。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眼镜的老办事员，从厚厚的花名册上抬起眼皮，淡漠地扫了他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派遣证，用一种近乎呓语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腔调说：“李腾？嗯，师范中文……好，好。青林镇政府，党政办公室。去吧。”
“青林镇？”李腾当时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那是红星县里最偏远的山区乡镇，地图上蜷缩在县域最边缘的褶皱里，素有“穷山恶水”之名，是干部们私下谈论起来都会摇头苦笑的地方。
老办事员似乎对这种反应司空见惯，他用手指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风雨的麻木，又或许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大学生，下去锻炼锻炼，好事情。基层最缺你们这样有文化的笔杆子，前途……远大着呢。”那“远大”二字，说得轻飘飘的，落在李腾耳中，却像两块冰冷的石头。
他没有再问，也没有资格争辩。分配方案是铁板钉钉的事，犹如命运的判决。他默默地办完了所有手续，拿着那张盖着鲜红大印、决定了他未来去向的薄纸，走出了县委大院那略显陈旧却依旧威严的大门。
此刻，他站在汽车站门口，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县城比他四年前离开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几栋新起的贴了白瓷砖的楼房，像蹩脚的补丁，镶嵌在大片灰扑扑的旧建筑之中。主干道上偶尔驶过的吉普车和拖拉机，卷起阵阵尘土。街边的店铺大多低矮昏暗，收音机里播放着聒噪的地方戏曲或含糊不清的新闻。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缓缓漫过他的心田。省城的宽阔马路、明亮橱窗、图书馆里的墨香、校园林荫道上的高谈阔论……一切都像褪色的旧梦，被眼前这幅粗糙、质朴，甚至有些落后的故乡图景所取代。
他提了提手中沉重的皮箱，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塞得最满的是他大学四年积攒下来的书籍和笔记。这是他仅有的、能与过去维系的精神财富。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记忆中那个位于城西、可以提供去往青林镇班车的地方走去。他知道，通往青林镇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错过了，就得在这县城再滞留一天。
去往青林镇的售票点，设在一个简陋的、用石棉瓦搭顶的棚子里。售票窗口只有一个，木板的窗口边缘被磨得油光发亮。窗口前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伍，大多是挑着担子、背着背篓的农民，穿着沾满泥点的蓝布或灰布衣裳，脸上刻着风霜与疲惫的痕迹。他们用李腾熟悉的、却又觉得有些隔阂的土话大声交谈着，内容无非是收成、物价或者家长里短。李腾穿着干净的的确良白衬衫和一条半新的蓝裤子，站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轮到他的时候，他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几块钱，递进窗口。“一张，去青林。”窗口里面坐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年妇女，头也不抬，撕了张票，连同找零的几张毛票一起推出来，动作麻利得近乎粗暴。“一点半发车，那边等着。”她指了指棚子外一片空地上停着的几辆破旧客车。
李腾道了声谢，拿起票，走到那片空地上。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晒得他头皮发烫。他找到那辆标着“县城—青林”字样的解放牌大客车。车身布满泥点，油漆剥落，车窗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有的地方还用透明胶带粘着裂缝。车顶的行李架上，已经堆放着一些麻袋、竹篓，甚至还有两只被捆住脚、不停扑腾的母鸡。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司机不知去向。李腾把皮箱放在脚边，靠在滚烫的车身上，茫然地打量着四周。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紧紧攫住了他。青林镇，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他想起毕业前夕，和同学们在宿舍里，就着劣质白酒，慷慨激昂地讨论国家前途、人生理想。那时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可转眼之间，他却像一颗被随意投掷的石子，落向了这个名为“青林”的、未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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