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华夏人好面子、讲排场是一项深入骨髓的传统，面子和排场对华夏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自尊意识，它还包含着社会名誉、社会地位，对华夏人来说，这体现着人格价值，丧失面子首先激发的是强烈的耻辱感，没有了排场好像就没有了权威失去了价值。
如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所说的，“可以说，只要人处在与别人的交往之中，就存在面子和排场的问题；而面子与排场也只有在于别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羞耻和“没面子”以及“没排场”，说到底都是对他人行为的反应。
当然耻感文化并不只是东亚所有，希腊学专家e.r.dodds在1949年所著的《希腊人与非理性》一书中便已提出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更不必说整个中东、近东地区至今如此。但不可否认，这在中国文化中尤为根深蒂固。
做为典型华夏富二代郑云海也是爱面子、讲排场的人，毕竟具有贵族精神的“y”只是少数，但实际上“y”也讲排场、讲面子，只是他们讲的低调，低调到不屑你发现。
程晓羽和郑云海这种富二代不同，本质上他就是一个“y”，即使他曾经生活在穷困中，他也是，因为他有一个“y”出身的母亲。
拿程晓羽的母亲程秋瓷来说，就属于真正的“贵族”，在她25岁之前的生活，可以称之为富足奢华。陈秋瓷家里是“清一色的福州红木，擦得雪亮，银器和水晶器械是一大柜一大柜的，沙发又大又软，坐进去好像掉进了云端里。圣诞树高到了天花板，厨子做的福州菜最好吃，她做的冰淇淋，上面有核桃屑。”
而这些银器和水晶的精致，并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贵族”。
程秋瓷的“贵族”，是任何困苦际遇也颠扑不破的精致。
她26岁时，父亲被划为******并死于狱中，父母哥哥的棺材骨灰全部被毁，整个家族落入深渊。（为了和谐，不详细交代背景）
只身来到国外的她因为刚开始不懂英语，不得不去中餐馆剥大白菜，刷马桶、洗盘子，直到十指变形。
她从华夏的大宅子被赶到美国几十平米的筒子楼里居住，可她依然会在黑暗狭窄的楼道里用煤球炉子和铝饭盒蒸圣彼得堡风味的蛋糕，用搪瓷缸喝下午茶，途经乞丐会毫不吝啬的投入一些零钱。
读大学时的好友康同薇就告诉她：“要是有一天你没有烤箱了，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吐司出来。要是有一天你没有了漂亮的衣服，也能自己做出一件来。”
她对程晓羽的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就算在困难，也要教程晓羽从小弹钢琴不说，出门衣服裤子鞋子都必须是整洁得体的，衣服大都是程秋瓷做的，布料也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平绒棉布。走路坐姿程秋瓷对他也有要求，吃饭更要一粒不剩，吃多少盛多少，这是起码的餐桌礼仪。每天都给程晓羽洗澡，即使美国水费一点都不便宜，很难说程晓羽轻微的洁癖没有母亲的影响，总而言之，母亲对程晓羽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程秋瓷也是骄傲的，当苏长河写信给她要给她汇款时，她回信道“谢谢您的关心，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形，不至于急剧发胖。”
她自杀时，化了淡妆，穿着从华夏带来的蓝紫色锦缎旗袍，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钢琴上盖着她自己绣有牡丹的绸布，一些书籍整齐的搁在书架上，所有东西分门别类的放好，就连冰箱里的食物都按保质期，写了纸条贴在冰箱上。
留下的遗言是把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不留骨灰。
虽然程晓羽并没有这样做，他摸着母亲冰冷的手，默默的站了一会，不知道这样绝望的事情能和谁分享，反正悲伤已经感觉不到了，他就像一个静默的休止符，所有能感知的情绪已经超过了钢琴的音域，大字二组到小字五组这个区间，陷入了一片漆黑而无声的世界。
可程秋瓷依旧是值得尊敬的，起码无论世事如何黯淡，她在困境中依然能保持着高贵的品性，最后在抑郁症的折磨下，这个女人走完了她精致的一生。
当然这个时候并不是伤春悲秋，回忆往事的时候，但是想起来我们的程晓羽同学就算从小上的是美国垃圾公立学校，可实际上他接受的教育都是源自程秋瓷，而程秋瓷教给他的最多就是生为男生的荣誉和责任。更教给了他，温柔低调，怀抱善意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要靠一切贬损外界的行为来获得优越感。温文尔雅，只在需要的时刻画龙点睛，不要靠外界的一切褒扬来获得存在感。
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程晓羽觉得自己只是一件冰冷的物体，而非一个人，直到车祸发生，他才又开始又变成了一个人。
当然郑云海显然不是像程晓羽这样崇尚低调的人，他又叫了两个朋友，一个开的奔驰slk350，一个和他一样开着m3，对于华夏富二代们来说，结交档次差不多的朋友，然后开着豪车结伴出行，则更显气势。尤其这样让稍稍有虚荣心的女生看上去，一个圈子都是富二代，自然比一个人是富二代，更有威慑力与诱惑力，因为大多数华夏人的心里其实都潜伏着膜拜威权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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