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砸在老旧居民楼的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呜咽。李桂英把最后一碗热汤面端上桌时，指关节冻得发红发僵，浸在面汤蒸汽里的那几秒，竟有种被烫到的错觉——不是疼，是太久没沾过暖意的皮肤，在拼命贪婪这转瞬即逝的温度。
“妈，今天工地提前收工了？”大儿子周明远搓着手坐下，鼻尖冻得通红。他刚上高三，眉眼间已经有了少年人独有的英气，只是校服袖口磨破的边，和洗得发白的领口，总透着股挥之不去的窘迫。
“嗯，监工说雪大，怕路滑。”李桂英扯了扯身上洗得发硬的蓝布围裙，围裙下摆沾着洗不掉的油渍，是她中午在餐馆洗碗时溅上的。她今天打了三份工：凌晨三点去菜市场帮人卸菜，上午在工地给工人烧开水，中午到餐馆洗碗，晚上还要回家缝补些旧衣服，攒着给收废品的换几毛零钱。
这样连轴转的日子，已经过了十二年。周明远八岁，小儿子周明辉六岁那年，丈夫在工地上出了意外，钢筋砸下来时，连句完整的话都没留下，只给娘仨留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医药费和空荡荡的两间小平房。
“小弟呢？还没放学？”李桂英往面汤里撒了把葱花，那是她早上在菜市场捡的，别人剥下来不要的，她仔细洗了，装在小塑料袋里，省着用能吃两三天。
“他说晚自习要晚点，让咱别等他。”周明远埋头吃面，呼噜呼噜的声响里，藏着少年人难以言说的局促。他知道母亲碗里只有面汤和几根青菜，那两个荷包蛋，一个在他碗底，另一个，是留给弟弟的。
李桂英没动筷子，只端起碗小口抿着汤。汤是用餐馆剩下的骨头熬的，她厚着脸皮跟后厨要的，每天收工前装在保温桶里带回来，能给孩子们补补。她的胃早就饿空了，可一想到两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咽不下一口面。
墙上的挂钟敲了八下，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周明辉背着书包推门进来时，带进一股寒气，他的棉鞋湿了大半，裤脚沾着泥雪，冻得直跺脚。
“妈，哥。”他声音闷闷的，把书包往桌上一扔，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试卷，上面的分数红得刺眼。
李桂英赶紧起身，从炕头拿起烘着的棉鞋给他换上：“咋才回来？冻坏了吧？妈给你留了蛋。”
周明辉没看那碗面，只梗着脖子说：“妈，我不想读书了。”
“胡说啥！”李桂英的手猛地一顿，棉鞋上的绒毛蹭得她手心发痒，“你才高二，不读书将来咋办？”
“读了有啥用？”周明辉猛地拔高声音，眼眶红了，“我成绩就这样，考不上好大学，将来还不是跟你一样，去工地上搬砖？还不如现在就出去挣钱！”
“你敢！”李桂英的声音也抖了，不是气的，是怕。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孩子们走她的老路，“你哥成绩好，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你哪怕考个大专，学门手艺，也比在工地上风吹日晒强！妈能供，妈有力气……”
“有力气？”周明辉打断她，目光扫过她手上的冻疮，那是冬天在冷水里泡久了冻的，红肿处裂着细密的口子，缠着脏乎乎的胶布，“你这手都这样了，还说有力气？昨天我去工地找你，看见你给人搬水泥，一袋一百多斤，你差点被压趴下！妈，我心疼……”
最后三个字说得又轻又涩，少年人猛地别过头，肩膀抖得厉害。李桂英看着他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慌忙别过脸，用围裙擦了擦眼角，哑着嗓子说：“傻孩子，妈没事，妈壮实着呢。你看你哥，马上就高考了，你再熬一年，等你们都出息了，妈就享福了。”
“享福”两个字，她念叨了十二年。从丈夫下葬那天起，她就把这两个字刻在心里，像揣着块滚烫的烙铁，再苦再累，只要一想到将来能跟着儿子们过上好日子，就觉得浑身的骨头缝里都透着劲。
那天晚上，李桂英没睡。等两个儿子睡熟了，她坐在灯下，拿出针线筐，里面是白天从工地上捡的旧帆布，她打算拆了，给孩子们做双耐磨的鞋。针脚扎进厚实的帆布，每一下都要用顶针使劲顶，她的眼睛早就花了，穿针要费半天劲，线常常歪歪扭扭地绕在手上。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能看到对面楼零星的灯火。李桂英想起丈夫刚走那会儿，她抱着两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坐在冰冷的炕头上，觉得天都塌了。有天夜里，她甚至想抱着孩子们一起走，可摸到孩子们温热的小脸蛋，又狠不下心——他们是丈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是她活下去的命根子。
为了给孩子们凑学费，她什么苦都吃过。夏天在太阳底下给人砸石子，一天下来，汗能把衣服浸透好几遍，晚上回家，后背全是晒伤的红疹子；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帮人捞东西，冰水没到膝盖，上岸后两条腿冻得像木头，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有次在餐馆洗碗，被碎瓷片划了个大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她咬着牙用布条缠上，接着洗，就因为老板说多洗一个小时，能多给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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