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的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湿冷，2023年5月12日的清晨尤其刺骨。巷弄里的骑楼还滴着昨夜的雨水，菲佣玛莎攥着钥匙的手指泛白，连续三次拧动门锁都没能打开那扇老旧的木门——往常这个时候，刘雪娥早就拄着拐杖守在玄关，听见动静就会哑着嗓子喊“玛莎快进来，阿明要喝水了”。
“刘太太？刘太太！”玛莎的华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敲门声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她今早只是去巷口买个豆浆油条，不过半小时光景，可这扇门里的寂静却像浸了冰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
邻居被敲门声惊动，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刘太太没应门吗？”
“是啊，”玛莎急得眼眶发红，“先生还在里面，我怕……”
话音未落，门突然从里面拉开一条缝，刘雪娥的身影出现在门后。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凌乱地贴在额角，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未干的泪痕，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神采，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刘太太，您没事吧？”玛莎连忙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却闻到她身上隐约飘着一股胶带的气味，混合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说不出的诡异。
刘雪娥没有回答，只是侧过身让她进来，脚步虚浮地往卧室方向挪。玛莎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跟进卧室，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瘫坐在地——
林明躺在床上，盖着他常年盖的那条碎花薄被，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泛着青紫色，双目紧闭，胸口没有一丝起伏。他的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点胶带的痕迹，脖颈处隐约能看到几道浅浅的压痕。而在他枕头边，放着一个鲜红的红包，上面用毛笔写着“平安顺遂”四个字，墨迹还带着几分湿润。
“先……先生他……”玛莎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手指着林明，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刘雪娥扑通一声跪倒在床边，双手死死抓着床单，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像破旧的风箱在呜咽：“阿明，我的阿明……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没办法了啊……”
她的哭声嘶哑而绝望，每一声都像刀子割在人心上。玛莎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到客厅，颤抖着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警察同志！我雇主……我雇主杀了她儿子！”
警笛声很快划破了巷弄的宁静，红蓝交替的灯光将湿漉漉的街道照得忽明忽暗。几名警察走进这间狭小的公寓，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绝望，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温情——客厅的墙上贴满了林明的照片，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少年模样，每一张都被细心地过了塑，照片里的林明虽然躺着，眼神却清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而在照片下方，放着一沓厚厚的病历本，还有几个装满药片的药瓶，标签上的日期密密麻麻，记录着五十年的漫长岁月。
刘雪娥没有反抗，任由警察将手铐戴在她枯瘦的手腕上。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皱纹，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照顾林明而变形，虎口处还有几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给林明翻身、喂饭时不小心被他无意识抓伤的。她的目光一直黏在卧室的方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滚落，砸在地板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杀了我儿子，”她主动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带着深入骨髓的痛苦，“是我亲手做的，我认罪，我愿意偿命。”
警车驶离巷弄时，邻居们都围了上来，有人忍不住抹眼泪，有人低声议论着：“刘太太这辈子，太苦了……”
谁都知道，刘雪娥和林明这对母子，是这条巷子里最让人揪心的存在。
时间倒回五十二年，1971年的台北，还是一片战后重建的忙碌景象。刘雪娥刚满二十岁，嫁给了同厂的技术工林建国，次年就生下了儿子林明。小家伙白白胖胖，眼睛像黑葡萄一样，是夫妻俩的心头肉。可就在林明一岁半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膜炎，彻底打碎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
高烧不退，抽搐不止，林明在医院里抢救了三天三夜，最终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重症小儿麻痹，全身瘫痪，无法言语，连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医生握着刘雪娥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林太太，做好长期照顾的准备吧，这孩子，一辈子都离不开人了。”
那一刻，刘雪娥觉得天塌了。她抱着襁褓中奄奄一息的儿子，哭得肝肠寸断。林建国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灰落了满地，眼神里满是绝望和无助。
有人劝他们放弃，说这样的孩子养着也是拖累，不如送福利院。可刘雪娥看着儿子微弱的呼吸，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里顽强的生命力，怎么也舍不得。“他是我的儿子，”她红着眼睛对林建国说，“就算一辈子不能动，我也得养着他，好好照顾他。”
为了这句话，刘雪娥辞掉了工厂的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妈妈，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照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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