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要买一卷胶带，”刘雪娥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躲闪着，“要最宽的那种。”
老板没有多想，给她拿了一卷宽胶带。刘雪娥付了钱，紧紧攥着那卷胶带，仿佛攥着什么烫手的山芋，快步离开了五金店。回到家，她把胶带藏在衣柜的最深处，然后去厨房给林明做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那天的红烧肉，她炖得格外软烂，林明吃了很多。看着儿子满足的样子，刘雪娥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多想就这样一直照顾他，可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5月12日，妈祖生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一天要去庙里祈福，祈求平安顺遂。玛莎一早说要去买早餐，顺便去附近的妈祖庙拜拜，刘雪娥点了点头，心里却已经做好了决定。
玛莎走后，刘雪娥反锁了门。她从衣柜里拿出那卷胶带，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红包里装着一万新台币，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她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说，人死后带着钱，在黄泉路上就不会被人欺负。她要让她的阿明，走得安心，走得体面。
她走到卧室，林明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神平静。看到刘雪娥进来，他眨了眨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刘雪娥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泪无声地滑落。“阿明，”她的声音哽咽着，“妈妈送你去妈祖那边好不好？妈祖那边是神仙住的地方，没有病痛，没有苦难，会过得好一些。”
林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里露出一丝慌乱，他眨了眨眼睛，身体微微扭动着，像是在拒绝。
“阿明，你听话，”刘雪娥把红包塞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这里有钱，到了那边，没人敢欺负你。妈妈会陪着你，我们永远不分开。”
她颤抖着拿起胶带，小心翼翼地贴在林明的口鼻处。林明的身体猛地一僵，开始奋力挣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呜咽声，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解，像是在问：“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刘雪娥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她死死按住林明的肩膀，泪水模糊了视线：“阿明，对不起，对不起……你忍耐一下，就一分钟，很快就不疼了。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真的是为了你好……”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手上的力气却越来越大。林明的挣扎渐渐微弱，他看着刘雪娥，眼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绝望，最后，只剩下深深的依赖和不舍。他眨了眨眼睛，像是在跟她告别，然后，头一歪，彻底失去了呼吸。
刘雪娥看着儿子不再起伏的胸口，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她撕心裂肺地喊着林明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声音嘶哑，再也喊不出来。她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她不后悔，至少，她的阿明不用再受苦了。
不知哭了多久，她听到了玛莎的敲门声。她擦干眼泪，慢慢站起身，拉开了门。然后，就是警察到来，戴上手铐，被带走。
警车行驶在台北的街道上，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刘雪娥看着窗外，眼神空洞。她想起了五十年前，自己抱着襁褓中的林明，小心翼翼地走在这条街上，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十年后，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儿子的生命。
“阿明，妈妈很快就来陪你了，”她在心里默念着，“到了那边，妈妈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刘雪娥坐在椅子上，背脊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面对警察的询问，她一一如实回答，没有丝毫隐瞒。她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动机，讲述了五十年的照料生涯，讲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恐惧，也讲述了作案的全过程。
“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她看着警察，眼神平静而坚定，“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希望法官能判我死刑，越快越好。我杀了我的儿子，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辩解，只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负责审讯的警察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心里五味杂陈。他们见过太多穷凶极恶的罪犯，却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让人同情的凶手。
关押期间，刘雪娥拒绝会见任何人，包括林建国和亲戚朋友。她把自己关在牢房里，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想早点去陪林明。
律师是林建国托人找来的。第一次见到刘雪娥时，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神浑浊，毫无生气。“刘太太，我是你的律师，”律师轻声说，“林先生让我来帮你，你不能放弃自己，我们还有机会。”
“我不需要辩护，”刘雪娥的声音微弱，“我有罪，我该死。”
“刘太太，你听我说，”律师拿出一沓照片，放在她面前，“这是林明的照片，你看，他被你照顾得那么好，身上没有一点褥疮，身体状况甚至比有些正常人还好。这说明你爱他，你不是故意要伤害他，你只是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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