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桥机场，1946年初春。林梦瑶走出机舱，湿润的江风扑面而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气息。五年流亡，这座城市既熟悉又陌生。
海关检查站，官员翻看她的护照，眉头紧锁：“林梦瑶...这个名字有些印象。”
她保持平静：“很常见的名字。”
官员抬头打量她，最终盖章放行。踏入境厅那刻，她看到接机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老周，她曾经的管家，举着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泪光闪烁。
“小姐，终于等到你了。”老周接过她的行李，手微微颤抖。
车上，老周讲述这几年的变化：林家的丝绸厂在战争中部分损毁，现在由他代为管理；法租界的洋楼幸免于战火，但住进了“新房客”。
“是国民党接收大员。”老周压低声音，“说是敌产清查，其实就是强占。”
洋楼外观依旧，内部却面目全非。精致的家具被廉价办公桌取代，墙上挂着蒋介石像。一个傲慢的军官要求查看她的身份证明。
“这房子是我的合法财产。”林梦瑶出示地契和产权证明。
军官冷笑：“战时与敌伪有往来者的财产，政府有权没收。”
僵持中，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介入：“王处长，林女士是国际知名的反法西斯战士，刚在日内瓦作证归来。”
军官立即变脸，讪讪告退。中年男子递上名片：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主任，陈志航。
“周恩来同志特别指示，要确保林女士在上海的安全与生活。”陈主任说，“这座房子会立即归还。”
政治风向的转变让她惊讶。更惊讶的是，陈主任带来了杜邦的骨灰盒。
“他在马尼拉的遗愿是归葬上海。”陈主任解释，“他说这里有过他唯一的家。”
捧着那个朴素的木盒，林梦瑶泪如雨下。老周默默接过，安置在临时布置的灵堂。
接下来的日子，林梦瑶忙于房产收回和工厂重整。工人们还记得“林家大小姐”，积极配合。但上海的商业环境已大不相同，官僚资本和投机商掌控市场。
一天，陈主任再次造访，带来特殊邀请：参加“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知道你掌握了重要证据。”陈主任说，“帮助同胞讨回公道，比经营丝绸厂更有意义。”
她犹豫时，老周轻声说：“小姐，杜邦先生生前常说，您注定要做更大的事。”
委员会设在原公共租界一栋建筑内，汇集了法律、历史、医学专家。负责人是着名法学家梅汝璈，刚从东京回来。
“国际法庭进展不顺。”梅先生直言，“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正在放宽对日本战犯的追究。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历史记录。”
工作沉重但必要。林梦瑶负责整理生物武器受害者的证词，每天面对的都是血泪控诉。许多受害者不敢公开作证，害怕报复或歧视。
一天，她接待了一个特殊访客——山本一郎的妹妹雅子。这个瘦弱的日本女子深深鞠躬，递上一本日记。
“哥哥的遗物。”雅子用生硬中文说，“他希望真相被知道。”
日记记载了山本在剑桥留学时的理想，以及回国后目睹军队暴行的痛苦。最后几页写道：“我必须赎罪，不是作为日本人，而是作为人。”
雅子还带来一个消息：小周在长崎的修道院被原子弹摧毁，她为保护孤儿牺牲。
又一个灵魂在救赎中找到归宿。林梦瑶邀请雅子参与翻译日文资料，这个曾经的“敌国女子”成为团队重要成员。
工作推进艰难。国民党政府对此态度暧昧，美国代表团施压要求“谨慎处理”，甚至有人暗中破坏调查。
一天深夜，委员会办公室遭窃，重要文件不翼而飞。林梦瑶立即复制所有证据的决定挽救了成果。
陈主任调查后告知：“中统的人干的。他们不想得罪美国主子。”
政治现实令人沮丧，但普通人的支持给了她力量。上海市民自发提供证据和证词，华侨从海外寄来资料。一条无声的抵抗阵线在形成。
春天来临时分，林梦瑶收到日内瓦转来的信件：国际法庭最终采纳了她的证词，七名生物战相关战犯被起诉。虽不是全部主犯，但已是重大突破。
那天傍晚，她带着杜邦的骨灰来到黄浦江边。江水依旧东流，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悲伤。
“我们做到了部分承诺。”她将花瓣撒入江中，“但路还很长。”
老周悄悄告诉她，工人们想恢复丝绸厂生产，但缺乏资金。林梦瑶做出决定：将工厂捐给工人合作社，自己只保留象征性股份。
“产业救国是父亲的梦想。”她对困惑的老周解释，“但救国方式不止一种。”
这个决定引起轰动。报纸赞扬她“无私奉献”，但也有人质疑“共产主义宣传”。陈主任代表组织向她致谢，但提醒她小心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果然，洋楼外多了可疑的“报贩”和“黄包车夫”。一天，她甚至收到匿名恐吓信，画着棺材和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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