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的声音稳定了些,带着一种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肃穆,“我,李卫国,以人格和党性担保,一定把你们的故事带出去,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新中国了,天亮了,你们的冤屈,一定能伸张!”
话音刚落,那惨蓝色的灯泡,“噗”地一声,彻底熄灭了。房间陷入绝对的黑暗和寂静。那股沉重的压力,刺骨的寒意,还有浓郁的气味,如同潮水般退去。只有窗外凄冷的月光,透过木板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几道微弱的光斑。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冷汗湿透。
第二天,阳光照常升起,办公室里一切如旧,桌椅散乱,仿佛昨夜只是一场噩梦。但抽屉里那个油布包真实地存在着。小张和小王脸色苍白,欲言又止。我没多说什么,只是下令加快清理进度。
随后几天,我白天整理档案,走访附近还健在的少数老矿工或他们的后代(很多人提起往事,仍是讳莫如深,眼神闪烁,只摆摆手说“都过去了”、“别提了”),晚上则在煤油灯下,仔细辨认、整理、抄录那些遗书。每一笔每一划,都像是在触摸那些痛苦的灵魂。我仿佛能听到井下镐头撞击煤壁的闷响,监工皮鞭的呼啸,伤者的呻吟,濒死者的喘息……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把这些交上去,会不会被认为是宣扬“迷信”、“阴暗面”?会不会给刚刚稳定的局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否触碰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禁忌?但每当犹豫时,那晚幽蓝的灯光、移动的桌椅、那沉重的压迫感和无数双期盼的“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与那些逝者之间无法割断的情感羁绊。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心难安。
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连同遗书原件和抄录本,亲自送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起初,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人觉得这是“旧社会的糟粕”,“影响当前团结建设的大好形势”。但我据理力争,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桌面上。最终,一位经历过战争、深知苦难的老领导拍了板:“历史就是历史,掩盖不了!这是日伪罪行的铁证,也是教育后人的活教材!”
事迹很快被宣传部门整理,登在了地区的报纸上,广播里也进行了报道。黑山峪煤矿的往事,那些矿工们的血泪控诉,终于得以公之于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愤怒、叹息,也更加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光明。
报道刊出后的那个晚上,我又一次独自留在黑山峪煤矿的办公室里。这次,心里很平静。我点起煤油灯,火光稳定而温暖。窗外,风声呜咽,但不再是那种充满怨气的哭嚎,倒像是一种释然的叹息。
我仿佛听到,在遥远的井下深处,或者在某个超越时空的维度,传来了一声声模糊的、带着乡音的“谢谢”。很轻,很远,但很真切。
那之后,办公室再无异状。灯泡安好,桌椅规整。只是有时,在极其安静的深夜,似乎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集体走向矿井的沉重脚步声,但那脚步声里,不再有恐惧和绝望,反而像是一种终于得以归家的、疲惫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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