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梅犹豫地问：“建国，你真看见的是...张知青？”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随后的夜晚，咀嚼声和叹息声越来越频繁，不仅仓库里有，连我们睡觉的屋子外都能听见。知青点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李文斌坚持认为是有人装神弄鬼，王大夯则偷偷从屯子里弄来了符纸贴在门上。
赵晓梅病倒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说着胡话：“别拿我的粮票...我要回家的...”
我们请不来医生，屯里的赤脚医生也回关里老家了。孙红梅急得直掉眼泪：“晓梅这病不能再拖了，得送去县里医院。”
可县医院离这儿六十里地，大雪封路，车不通，走去至少要一天一夜。更重要的是，我们凑不齐医药费——谁还有多余的粮票和钱呢？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了仓库。
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摇晃，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直面内心的恐惧。
“张知青，”我对着空荡荡的仓库开口，声音颤抖，“我知道你在这里。”
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我继续说：“我们当中有人病了，需要粮票救命。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帮帮我们。你当年没能回家，我们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我们这些人，也和你一样，想家啊。”
没有回应，只有窗外风刮过树梢的呼啸。
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却瞥见墙角有什么东西在月光下泛着黄色。走近一看，是一叠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我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沓粮票和全国通用票，数了数，足足两百斤粮票，一百块钱，还有一张从吉林到上海的旧车票，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三月——正是张志强去世的那个月。
车票背面，用褪色的钢笔水写着一行小字：“娘，我就回来了。”
我怔在原地，眼泪不知何时流了下来，在冻得通红的脸上结了冰。
我们用那笔意外的财富把赵晓梅送去了县医院，她得救了。出院那天，风雪停了，久违的太阳照在雪地上，刺得人眼睛发痛。
回到知青点后，咀嚼声和叹息声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仓库里为张志强立了个小小的牌位，每逢年节，都会给他摆上一碗米饭。
一九七五年春，政策松动，我们陆续拿到了返城通知。临走前，我去仓库最后看了一眼，将那张发黄的车票在张志强的牌位前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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