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梅犹豫地问:“建国,你真看见的是...张知青?”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随后的夜晚,咀嚼声和叹息声越来越频繁,不仅仓库里有,连我们睡觉的屋子外都能听见。知青点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李文斌坚持认为是有人装神弄鬼,王大夯则偷偷从屯子里弄来了符纸贴在门上。
赵晓梅病倒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说着胡话:“别拿我的粮票...我要回家的...”
我们请不来医生,屯里的赤脚医生也回关里老家了。孙红梅急得直掉眼泪:“晓梅这病不能再拖了,得送去县里医院。”
可县医院离这儿六十里地,大雪封路,车不通,走去至少要一天一夜。更重要的是,我们凑不齐医药费——谁还有多余的粮票和钱呢?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了仓库。
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摇晃,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直面内心的恐惧。
“张知青,”我对着空荡荡的仓库开口,声音颤抖,“我知道你在这里。”
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我继续说:“我们当中有人病了,需要粮票救命。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帮帮我们。你当年没能回家,我们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我们这些人,也和你一样,想家啊。”
没有回应,只有窗外风刮过树梢的呼啸。
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却瞥见墙角有什么东西在月光下泛着黄色。走近一看,是一叠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我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沓粮票和全国通用票,数了数,足足两百斤粮票,一百块钱,还有一张从吉林到上海的旧车票,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三月——正是张志强去世的那个月。
车票背面,用褪色的钢笔水写着一行小字:“娘,我就回来了。”
我怔在原地,眼泪不知何时流了下来,在冻得通红的脸上结了冰。
我们用那笔意外的财富把赵晓梅送去了县医院,她得救了。出院那天,风雪停了,久违的太阳照在雪地上,刺得人眼睛发痛。
回到知青点后,咀嚼声和叹息声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仓库里为张志强立了个小小的牌位,每逢年节,都会给他摆上一碗米饭。
一九七五年春,政策松动,我们陆续拿到了返城通知。临走前,我去仓库最后看了一眼,将那张发黄的车票在张志强的牌位前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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