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的小兴安岭，那林子密得呀，阳光都得挤着缝儿才能漏下来几缕，照在厚厚的、不知积攒了几百年的腐殖土上，蒸腾起一股子草木腐烂又新生混合的、腥甜的气息。我们这支伐木队，是从关里家刚调来的，百十号人，像一把生锈的钉子，硬生生楔进了这片莽莽苍苍的绿海里。
驻地是几座用粗大原木“垛”起来的木刻楞，夏天里头都渗着寒气。帐篷不够，有的就住地窨子，潮气裹着人身，被窝永远像是能拧出水来。队长姓王，山东大汉，一开口嗓门像撞响了破钟，可一到这林子里，那钟声也仿佛被厚厚的苔藓吸了去，传不远。
怪事，就是从我们进山后的第三个清晨开始的。
那天的雾，浓得邪性。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白纱，是乳白色的、粘稠的、如同化了冻的猪油，把山峦、树木、甚至连身边人的脸都糊住了。你张嘴呼吸，都觉得那雾往你肺管子深处钻，带着一股子朽木和未知的凉意。
就在这万物都被封印的寂静里，声音突兀地响起来了。
“哈——腰——挂——哟！”
“嘿——哟！”
“挺——起——身——来——哟！”
“嘿——哟！”
……
声音是从雾的深处传来的，节奏整齐，沉浑有力，像是一群看不见的巨人在齐步走。那号子，不是我们平时喊的调，更古老，更苍凉，每一个尾音都拖着长长的韵味，像是从地壳深处挤出来的叹息，又像是千百年来，无数脊梁被沉重原木压弯时，从喉咙里迸发的生命最后的呐喊。气势磅礴，能震得人心头发颤，可仔细听，那磅礴底下，又缠绕着一丝洗不掉的悲凉。
我们全都愣住了，竖着耳朵听。王队长拧着眉头，手里的卷烟火灭了都忘了点。
“谁？谁他妈在雾里头喊号子？”他吼了一嗓子，声音撞在雾墙上，闷闷地弹回来。
没人回答。只有那“嘿哟、嘿哟”的号子声，不紧不慢，穿透浓雾，稳定地传来，指引着一个方向。
“邪门了，”老把头赵永坤蹲在木墩子上，吧嗒着早烟袋，烟雾和他的皱纹缠绕在一起，“这声儿……是‘山神爷’的号子。”
“山神爷？”我们这些愣头青围上去。
“嗯呐，”老赵头吐出口烟，眼神浑浊地望向雾深处，“咱这老林子里，埋了多少木把（伐木工人）？清朝放排的，民国砍大木的，闯关东没闯出去的……骨头都烂在这黑土里了。人说，死得太多，魂灵就散不了，聚在一块儿，成了这林子的精气神。他们舍不得这行，见着真心来建设的新茬人，有时候，就出来帮衬一把。”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老人们讲，听见号子不见人，别慌，跟着声儿走，不是能找到上好的‘大个子’（优质巨木），就是能躲开要命的‘阎王砬子’（塌方区）。这是历代木把的集体魂灵，是‘山神爷’在给指路呢。”
队伍里一片寂静，只有那雾中的号子声，一声声，敲在心上。
后来，这种事又发生了好几次。总是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清晨。号子声一起，老赵头就示意我们跟上。说来也怪，跟着那声音，我们真的找到过几片材质极好的红松林，也真的在一次山体滑坡前，因为号子声突然变调、指引我们绕道，而躲过一劫。塌方的轰鸣就在我们原定路线的后方响起，泥沙裹着巨石，把我们之前做的标记冲得无影无踪。
工人们开始信了，私下里称那是“引路号子”。每次听到，既心安，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寒意顺着脊梁骨爬。王队长是党员，不信这些，他梗着脖子说那是回声，是别的伐木队在作业。可我们都看见，他眼神里的疑惑一天比一天重。
矛盾在我身上爆发了。我叫小栓子，家里穷，来林场就是为了挣口饭吃，给老娘治病。我胆子小，怕黑，更怕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每次听到那号子，我腿肚子都转筋。那声音里的悲壮和苍凉，像冷水一样浇透我，让我想起那些传说里，被木头砸扁、被河水吞没、冻成冰坨子的前辈。我怕有一天，我的魂儿也会被留在这林子里，加入那无休无止的号子队。
我跟王队长说，下次听到号子，我不去了。王队长瞪着眼骂我：“怂包！封建迷信！这是建设国家，怕个球！”
老赵头却拍拍我肩膀，叹口气：“孩子，心不诚，就别勉强。山神爷……不怪罪。”
那天下午，上面下了任务，要我们在“黑瞎子沟”那边放倒一片“站干”（枯立木），那是雷击过的林子，木头干透了，好伐，但也危险，指不定哪一刻就自己倒下来。任务紧，王队长红着眼珠子催。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清晨，那该死的、浓得化不开的雾又来了。紧接着，熟悉的、沉重的号子声，再次穿透雾气。
“哈——腰——挂——哟！”
“嘿——哟！”
……
这一次，那号子声似乎格外急促，指向的方向，正是黑瞎子沟的相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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