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所设在原先是张姓地主家大宅的西厢房，里屋堆放着锈迹斑斑的线缆和器材。那部总机设备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漆面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插孔边缘已被无数双手磨得发亮。每当夜幕降临，雪花无声地覆盖这片土地时，这部老机器就会发出一些不寻常的声响。
“卫国，记住规矩，不该接的线不要接，不该听的话不要听。”父亲退休时这样叮嘱我，他深陷的眼窝里藏着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头一个月相安无事。我每天按时交接班，将线路整理得井井有条，记录每一个通话。直到腊月初八那晚，子时刚过，外面北风呼啸，吹得窗棂咯咯作响。
突然，总机上一个从未亮过的信号牌咔嗒一声落了下来。那是个标记着“7号备用”的端口，按照规程，这线路不该有信号传入。我犹豫片刻，还是戴上了耳机，将插头小心地接入。
一阵电流的杂音后，传来断断续续的人声：
“…燕子归巢…老鹰盘旋…收到请回复…”
那声音冷静、机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就在这屋里。我正要回应，却听到另一声音插入：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饵已布下，请收网！”
随后是一串急促的电报声，滴滴答答，节奏分明。
我吓得拔下了插头，心脏狂跳。那晚我一夜未眠，盯着那台沉默的老机器，仿佛它随时会活过来吞噬我。
第二天我向所长汇报了这事。他是个严肃的转业军人，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
“小苏啊，”他点燃一支烟，眯着眼睛说，“这设备老了，串线很正常。可能是接到了哪个军区的线路，别大惊小怪。”
“可是那‘黄河长江’的呼叫，像是战争时期的暗号…”
所长突然掐灭了烟，厉声打断我：“卫国同志，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别胡思乱想！记住，就算听到了什么，也要烂在肚子里。”
我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言。但接下来的 nights，那诡异的串线越来越频繁。
有时是加密电报声，有时是模糊的对话，说着“风暴即将来临”、“船已离港”之类的暗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偶尔会插入一些凄厉的哭喊和求救声，像是从地狱传来的回响。
“救救我们…好冷…孩子在哭…”
那声音凄惨至极，让我夜不能寐。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所里来了位姓金的老师傅。他曾经负责这一带的线路维护，如今已退休多年。趁所长外出，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孩子，听说你这儿晚上不太平？”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金师傅叹了口气，望着窗外茫茫白雪，低声说：“你这机器，还有部分线路，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后来国共都用过，有些地下线缆一直没清理干净。”
他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初冬，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曾有一支国民党残部与当地民兵在这一带交火，最后被困在山谷中，恰逢暴风雪，全部冻死。而更早的一九三七年，也有一批抗日志士在此被日军围剿，尸体被抛入废井。
“那些声音啊，可能是当年没传出去的消息，还在这土地上游荡呢。”金师傅说这话时，眼神飘忽，仿佛在回忆什么。
小年夜的雪下得特别大，所长让我值夜班，因为他要回几十里外的家中团聚。夜幕降临后，整个邮电所只剩下我和那台老机器。北风怒号，像是无数冤魂在窗外哭泣。
果然，子时刚过，信号牌又落下了。我颤抖着手接起线路。
“有人吗？求求你，有人吗？”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传来，带着哭腔和浓重的口音，“告诉俺爹娘，俺回不去了…雪太大了…他们在追俺…”
我的心揪紧了：“你是谁？在哪里？”
“俺叫小芹，张家庄的…他们骗俺说来做工，其实是…”声音突然被打断，变成一阵尖叫，然后是忙音。
我猛地拔下插头，浑身冷汗。张家庄？那不是三十里外的村子吗？我记得去年曾有一桩传闻，说几个姑娘被人贩子拐走，至今下落不明。
难道这不是什么灵异事件，而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犯罪？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找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情况。接待我的是副所长老赵，他听完我的叙述，皱起了眉头。
“卫国同志，你的警惕性值得表扬，但这种事情需要证据。就凭一段串线电话，我们没法立案啊。”他递给我一支烟，“再说，也可能是有人在恶作剧，利用老线路干扰通讯。”
我哑口无言。确实，我没有任何证据。
接下来的几天，那女子的声音再没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混乱的信号：有时是军事演习的通讯，有时是电报声，偶尔还有我听不懂的外语。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就像村里人私下议论的，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那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我却不得不值夜班。父母对此颇为担忧，母亲悄悄在我口袋里塞了一张符纸，说是从庙里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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