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都知道，老支书要走了。
刘占山提着两只肥硕的母鸡，步履蹒跚地走在村路上。他那件穿了十几年的军大衣袖口已经磨得发亮，纽扣掉了两颗，用别针胡乱别着。村民们早早聚在了村部门口，男人们闷头抽烟，女人们撩起衣角抹眼泪。
“老支书，真要走啊?”村会计王满仓接过他手里的鸡，声音哽咽。
刘占山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六十年了，该回东北老家看看了。我侄儿来信说，给我留了间房。”
这话没人信。刘家坨子的人都知道，老支书在东北哪还有什么亲人。他十四岁跟着爹娘从黑龙江逃荒到这，爹娘死在路上，是他一个人用破席子卷了，埋在村东头的乱坟岗。后来他当了兵，抗美援朝回来，就成了刘家坨子第一任支书，一干就是三十年。
“这是咱们村的一点心意。”王满仓递过一个布包，里面是村民们凑的二百三十六块钱和三十斤粮票。
刘占山的手抖了一下，没接。“留着给村小学买桌椅，孩子们趴砖头写字，不像话。”
风吹得更急了，卷起的沙土打在人们脸上，生疼。
送老支书走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像垂死病人的咳嗽。刘占山最后看了一眼村部那三间破旧的瓦房，那是他带着村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他的目光在第二间屋子的窗户上停留了很久，那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走吧。”他说，转身爬上拖拉机，再也没有回头。
村民们站在村口，看着拖拉机消失在尘土弥漫的土路尽头，仿佛看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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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山走后的第三个月，怪事就开始了。
先是守夜的狗无缘无故地对着空村部狂吠，然后是村部那部老式手摇电话会在深夜突然响起。王满仓第一个接到这种电话，那是凌晨两点，他睡得正香，被急促的铃声惊醒。他抓起话筒，那头只有滋滋的电流声，像是风吹过空荡荡的山谷。
“谁啊?”他问了好几声，没有回答。正要挂掉，却隐约听见了熟悉的咳嗽声——那是老支书特有的，带着痰音的咳嗽。
王满仓的手一抖，话筒差点掉在地上。
第二天，村民李老蔫在村部门口徘徊，脸色苍白。
“昨晚上，我看见老支书了。”他压低声音对王满仓说，“就在他办公室窗外，背着双手，来回踱步，嘴里还叼着烟袋。”
王满仓心头一紧：“你莫不是眼花了?”
“千真万确，”李老蔫发誓，“虽然模模糊糊的，但那走路的姿势，抽烟的样子，绝对是老支书没错!”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村里蔓延。更多的村民声称，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看见老支书的身影出现在村部周围。他总是那样不慌不忙地踱步，烟雾从他嘴边升起，融进夜色里。
村部那部电话响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当夜深人静，铃声就会突然炸响，惊醒附近的村民。有人壮着胆去接，那头永远没有回应，只有沉默，或者偶尔传来的叹息。
恐惧在村里弥漫。天一黑，没人敢靠近村部。家家户户早早关门闭户，生怕撞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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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满仓坐在老支书的旧办公室里，手指划过积满灰尘的桌面。自老支书走后，这屋子就没人动过。墙上的奖状已经发黄，记录着刘家坨子村在他的带领下获得的荣誉：1975年“农业学大寨先进村”，1978年“水利建设模范村”...
他打开抽屉，里面整齐地放着老支书的工作笔记。随手翻开一页，是1972年的记录：
“三月十五日，春荒严重，七户断粮。从公社争取到救济粮二百斤，先分给老人孩子。
三月二十日，刘老栓媳妇难产，连夜抬去县医院，保住了大人，孩子没了。村卫生室必须建起来。
四月二日，开荒二十亩，种土豆。饿死也不能饿死一个人。”
王满仓的眼眶湿润了。他记得那年的春荒，记得老支书把自己家的口粮分给贫困户，自己啃树皮吃野菜，最后浮肿得厉害，差点没挺过来。
他又翻开一页，是1976年的记录：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地动，房屋摇晃。立即组织村民撤离，无一人伤亡。检查全村房屋，十七户成危房，安排暂住村部。
八月三日，公社拨来救灾帐篷十顶，不够用。我家也让出来，住窝棚。
八月十五日，开始重建房屋，必须在入冬前完成。”
王满仓记得那场地震，记得老支书三天三夜没合眼，带着村民们抢救物资，搭建临时住所。他的儿子在那场地震中被掉下的房梁砸伤了腿，因为耽误了治疗，至今走路还有点跛。
“老支书啊，”王满仓喃喃自语，“你都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王满仓吓了一跳，现在是正午时分，这是电话第一次在白天响起。
他犹豫了一下，拿起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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