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八月严打的风声比江风还冷，穿过白桦林，刮过黑土地，钻进每个人的骨缝里。杜卫东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逃犯”——不过是帮朋友打架，谁知道那人就那么死了。公安来抓人时，他正在江边打鱼，眼见着邻居被铐走，他扔下渔网就往江里跳。等爬上这无名小岛，已是精疲力竭。
岛不大，遍生柳毛子和芦苇。杜卫东在草丛中趴了两天，啃完了随身带的两个苞米饼子，雨水喝得他肚子咕咕叫。第三天黄昏，他看见岛心处有灯火闪烁。
“有人家？”他心里一惊一喜。摸到近前，却是一间几乎要被荒草吞没的木刻楞屋子，窗子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是煤油灯。
他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妪，矮小，佝偻，满头银丝梳得整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褂子。最奇的是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竟泛着淡淡的琥珀色。
“大娘，我、我迷路了...”杜卫东编着谎话。
老妪上下打量他，目光如针，刺得他浑身不自在。他衣衫褴褛，手臂上还有逃跑时被树枝划伤的血痕。
“进来吧，孩子。”她最终说，声音沙哑却温柔。
屋里比外面看起来宽敞，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破旧但洁净的苇席，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毛主席去安源》印刷品，边角已经卷曲。最显眼的是北墙神龛上供着一尊狐仙牌位，前面燃着三炷香。
老妪给他盛了碗热腾腾的苞米碴子粥，又拿出一碟咸菜疙瘩。杜卫东狼吞虎咽时，老妪就坐在炕沿上看着他，手里捻着一串磨得油亮的核桃念珠。
“江上起风了，船不好走。”老妪忽然说。
杜卫东一惊，勺子掉在碗里。
“我没说我是坐船来的...”
老妪那琥珀色的眼睛眯起来：“这四面是江，不是坐船，难道是飞过来的？”
杜卫东低头继续喝粥，心里七上八下。
吃过饭，老妪给他倒了杯热水，忽然问：“家里还有人吗？”
“没了，娘去年没了，就我一个人。”杜卫东老实回答。
“可怜见儿的。”老妪叹口气，“我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这么大了。”
夜深了，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老妪让杜卫东睡在炕上，自己则坐在炕边的矮凳上，毫无睡意。
“大娘，您怎么不睡？”杜卫东问。
“人老了，觉少。”老妪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这世道啊，有时候一步错，步步错。我年轻时也糊涂过，后来明白了，人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杜卫东心头一紧，感觉老妪话里有话。
突然，老妪转过头，直视他的眼睛：“公安的船，明早就到。”
杜卫东猛地坐起，浑身冰凉：“您、您怎么知道...”
“我看见的。”老妪平静地说，手指向窗外，“明早太阳升起前，会有三条船从西岸过来，十二条人，带着枪。”
杜卫东手脚发麻，想立即逃跑，却又无处可去。
“我、我不是故意的...那人先动的手，我就是推了他一把，他后脑磕在马路牙子上...”他语无伦次地辩解，这是案发后他第一次向人倾诉。
老妪静静地听着，等他喘着气说完，才轻轻开口：“人这一生，难免行差踏错。我在这江心岛上住了一辈子，见过太多人。有罪的，无辜的，逃命的，追凶的...最终，人都得面对自己。”
她起身，从炕柜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
“我男人，曾是抗联的交通员。四三年被捕，日本人把他押在冰窟窿里，他一个字也没说。”老妪摩挲着徽章，“人啊，有时候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的良心活着。”
杜卫东哽咽了：“可我害怕啊，大娘...听说现在严打，这种事，肯定要吃枪子儿的...”
老妪看着他，目光深邃：“自首，或许还有生机；逃跑，只有死路一条。你还年轻，孩子。”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狗叫声，由远及近。杜卫东冲到窗边，隐约看见江面上有灯光闪烁，正朝着小岛而来。
“他们来了！他们提前来了！”他惊恐万分。
老妪却摇摇头：“不是公安，是邻村的渔船，趁着夜色下网。你听，只有一条船的马达声。”
果然，那灯光绕过小岛，渐渐远去。
杜卫东虚脱般坐回炕上，浑身被冷汗湿透。这一惊一乍之间，他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这些天的逃亡，吃不好睡不稳，见到穿制服的就心惊肉跳，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大娘，我...我该自首吗？”他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老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了故事：“五三年夏天，也有个年轻人逃到这岛上。他放火烧了生产队的粮仓，因为队长欺负他娘。公安追来前，他在我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他选择自首。后来判了十五年，因为在狱中表现好，第十年就出来了，重新成了家，现在孙子都会叫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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