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夏天，小兴安岭深处的曙光林场闷热得像个蒸笼，蚊子嗡嗡成团，扑在工人们裸露的皮肤上，又很快被满是老茧的手掌拍碎。林场俱乐部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不动浓稠的热浪和烟草的云雾。银幕上，《林海雪原》正演到高潮处——少剑波带领小分队在皑皑雪原设伏，等待座山雕的土匪钻入包围圈。
放映员小李抹了把额头的汗，调整了一下胶片机。他今年二十二岁，顶替父亲的工作来林场才半年，还不太习惯山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他低头检查下一卷胶片时，忽然觉得银幕上的画面有些不对劲。
雪原上，我军战士身穿统一的棉军装，静卧在雪地里。但在队伍最右侧，靠近一片白桦林的地方，隐约多出了几个人影。小李眯起眼，那些人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不像制式军装，倒像是林场老仓库里那些五十年代的劳保服装。
胶片轻微卡顿了一下。
就在这一刹那，银幕上那几个额外的人影——大约五六个——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直面镜头。他们的脸冻得发紫，嘴唇干裂，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却统一地咧开嘴，露出一种僵硬而诡异的微笑。那笑容不像表演，更像尸体在冰里冻久了面部肌肉产生的扭曲。
小李手一抖，差点打翻桌上的水杯。
他慌忙看向台下。长条木凳上，百余名伐木工人正看得入神，有人叼着烟卷，有人磕着瓜子，没人表现出任何异常。前排的林场主任甚至跟着电影里的对白轻轻哼唱着《打虎上山》的调子。
“你们...没看见吗？”小李低声自语，声音淹没在电影配乐中。
画面已恢复正常，小分队发起冲锋，枪声大作。
小李后背发凉，汗珠顺着脊椎往下淌。他记得清清楚楚——《林海雪原》里根本没有这个镜头。作为放映员，这片子他放过三次，每次的胶片都是从地区电影公司统一调拨的。
电影终于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工人们伸着懒腰站起来，议论着剧情往门口走。小李机械地收拾设备，耳朵却捕捉到了前排几个老工人的对话。
“老董，你瞧见没？刚才雪地里埋伏那一段，边上那几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压低声音说。
“看见了，像，太像了...”被称作老董的深吸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凝重，“特别是左边第二个，那眉眼，不就是当年勘探队的周技术员吗？”
“瞎说什么呢！”旁边的另一人打断他们，“大晚上的，别讲这些不吉利的。”
“我眼没花！五三年进山那支勘探队，临走前还在咱们这儿住了一宿。周技术员给我媳妇修过表，他那张脸我记得清楚！”
小李站在阴影里，心脏狂跳。
当晚，小李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林场档案室。管档案的老马是林场的“活历史”，在这呆了快三十年。
“勘探队？”老马推推老花镜，从一堆发黄的资料里抽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五三年确实有一支省里的勘探队在这里失踪了。七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小李翻开文件夹，里面只有几张泛黄的登记表和一张模糊的集体照。照片上，七个年轻人站在林场门口，意气风发。而站在最右侧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与昨晚他在银幕上看见的其中一张脸，几乎一模一样。
老马压低声音：“当年搜救了两个月，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上面下了封口令，不许再提这事。有人说他们在山里遇了难，也有人说他们越境去了北边...谁知道呢。”
“那电影里怎么会...”
“小伙子，”老马深深看了小李一眼，“这老林子里，有些事说不清。咱们林场俱乐部那台放映机，文革前放的都是苏联老片子，后来有一半被定为‘毒草’。那些胶片现在还在地下室堆着呢。”
小李决定去地下室看看。
推开生锈的铁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地下室里堆满了废弃的桌椅、标语牌和成箱的旧资料。在一个角落，小李发现了十几个电影胶片的铁盒，上面贴着标签——《列宁在十月》《静静的顿海》...还有一盒没有标签，盒盖上用粉笔写着“53.8？检”。
小李打开那个无标盒，里面装着一卷看起来相当古老的胶片。他小心翼翼地将胶片装到便携看片器上，转动摇柄。
开始的画面是林场的俯瞰镜头，明显是几十年前拍摄的。接着是一些日常劳动场景，然后画面一转，是一支小队背着仪器进山的跟拍。他们穿过白桦林，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突然，画面剧烈晃动，似乎摄影师摔倒了，当画面稳定下来时，镜头对准了队伍前方——几个穿着厚重冬装的人回头看向镜头，脸上露出微笑。
正是小李在《林海雪原》里看到的那几张脸。
不同的是，在这卷胶片里，他们的笑容自然、鲜活，充满朝气，与昨晚看到的诡异微笑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胶片最后一段，画面全黑，只有声音——一阵急促的喘息和脚步声，然后是几声模糊的叫喊，听起来像是“不要过去”和“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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