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夏天,小兴安岭深处的曙光林场闷热得像个蒸笼,蚊子嗡嗡成团,扑在工人们裸露的皮肤上,又很快被满是老茧的手掌拍碎。林场俱乐部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不动浓稠的热浪和烟草的云雾。银幕上,《林海雪原》正演到高潮处——少剑波带领小分队在皑皑雪原设伏,等待座山雕的土匪钻入包围圈。
放映员小李抹了把额头的汗,调整了一下胶片机。他今年二十二岁,顶替父亲的工作来林场才半年,还不太习惯山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他低头检查下一卷胶片时,忽然觉得银幕上的画面有些不对劲。
雪原上,我军战士身穿统一的棉军装,静卧在雪地里。但在队伍最右侧,靠近一片白桦林的地方,隐约多出了几个人影。小李眯起眼,那些人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不像制式军装,倒像是林场老仓库里那些五十年代的劳保服装。
胶片轻微卡顿了一下。
就在这一刹那,银幕上那几个额外的人影——大约五六个——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直面镜头。他们的脸冻得发紫,嘴唇干裂,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却统一地咧开嘴,露出一种僵硬而诡异的微笑。那笑容不像表演,更像尸体在冰里冻久了面部肌肉产生的扭曲。
小李手一抖,差点打翻桌上的水杯。
他慌忙看向台下。长条木凳上,百余名伐木工人正看得入神,有人叼着烟卷,有人磕着瓜子,没人表现出任何异常。前排的林场主任甚至跟着电影里的对白轻轻哼唱着《打虎上山》的调子。
“你们...没看见吗?”小李低声自语,声音淹没在电影配乐中。
画面已恢复正常,小分队发起冲锋,枪声大作。
小李后背发凉,汗珠顺着脊椎往下淌。他记得清清楚楚——《林海雪原》里根本没有这个镜头。作为放映员,这片子他放过三次,每次的胶片都是从地区电影公司统一调拨的。
电影终于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工人们伸着懒腰站起来,议论着剧情往门口走。小李机械地收拾设备,耳朵却捕捉到了前排几个老工人的对话。
“老董,你瞧见没?刚才雪地里埋伏那一段,边上那几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压低声音说。
“看见了,像,太像了...”被称作老董的深吸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凝重,“特别是左边第二个,那眉眼,不就是当年勘探队的周技术员吗?”
“瞎说什么呢!”旁边的另一人打断他们,“大晚上的,别讲这些不吉利的。”
“我眼没花!五三年进山那支勘探队,临走前还在咱们这儿住了一宿。周技术员给我媳妇修过表,他那张脸我记得清楚!”
小李站在阴影里,心脏狂跳。
当晚,小李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林场档案室。管档案的老马是林场的“活历史”,在这呆了快三十年。
“勘探队?”老马推推老花镜,从一堆发黄的资料里抽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五三年确实有一支省里的勘探队在这里失踪了。七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小李翻开文件夹,里面只有几张泛黄的登记表和一张模糊的集体照。照片上,七个年轻人站在林场门口,意气风发。而站在最右侧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与昨晚他在银幕上看见的其中一张脸,几乎一模一样。
老马压低声音:“当年搜救了两个月,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上面下了封口令,不许再提这事。有人说他们在山里遇了难,也有人说他们越境去了北边...谁知道呢。”
“那电影里怎么会...”
“小伙子,”老马深深看了小李一眼,“这老林子里,有些事说不清。咱们林场俱乐部那台放映机,文革前放的都是苏联老片子,后来有一半被定为‘毒草’。那些胶片现在还在地下室堆着呢。”
小李决定去地下室看看。
推开生锈的铁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地下室里堆满了废弃的桌椅、标语牌和成箱的旧资料。在一个角落,小李发现了十几个电影胶片的铁盒,上面贴着标签——《列宁在十月》《静静的顿海》...还有一盒没有标签,盒盖上用粉笔写着“53.8?检”。
小李打开那个无标盒,里面装着一卷看起来相当古老的胶片。他小心翼翼地将胶片装到便携看片器上,转动摇柄。
开始的画面是林场的俯瞰镜头,明显是几十年前拍摄的。接着是一些日常劳动场景,然后画面一转,是一支小队背着仪器进山的跟拍。他们穿过白桦林,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突然,画面剧烈晃动,似乎摄影师摔倒了,当画面稳定下来时,镜头对准了队伍前方——几个穿着厚重冬装的人回头看向镜头,脸上露出微笑。
正是小李在《林海雪原》里看到的那几张脸。
不同的是,在这卷胶片里,他们的笑容自然、鲜活,充满朝气,与昨晚看到的诡异微笑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胶片最后一段,画面全黑,只有声音——一阵急促的喘息和脚步声,然后是几声模糊的叫喊,听起来像是“不要过去”和“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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