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下夜班郑师傅，浑身骨头像散了架的旧机器，每一处关节都在发出酸涩的呻吟。厂子里“打破大锅饭”的标语刷了一层又一层，机器轰鸣声却一天比一天稀疏，就像他兜里那几张大团结，怎么攥也攥不暖和。他心里揣着事，儿子明年考大学，学费还是个没影的窟窿，妻子在昏暗的灯泡下缝补衣服时忧戚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远远地，传来了“咣当、咣当”的沉闷声响，两道昏黄的光柱划破夜色，像垂死老人混浊的眼睛。是那趟老掉牙的202路有轨电车，它沿着轨道缓慢爬行，车身锈迹斑斑，如同一条蜕皮不全的旧鳞怪蛇。这是今晚的末班车了。郑师傅小跑几步，笨重的工矿靴敲打着冷硬的水泥地，发出空洞的回响。他喘着粗气，在车门“吱嘎”尖叫着合拢前，奋力挤了上去。
投过币（皱巴巴的毛票），郑师傅下意识觉得这车厢比外面还冷。不是秋凉，是一种往骨头缝里钻的阴冷。车上乘客稀稀拉拉，他就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皮革座椅破了好几处，露出暗黄色的海绵，散发着一股霉变和灰尘混杂的气味。
车开动了，“咣当咣当”，节奏单调而催眠。郑师傅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抬眼打量四周。这一看，他心头那点因赶上车而升起的暖意，瞬间冻结了。
不对劲。
斜对过坐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的男人，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解放帽，帽檐压得很低，脸上像是蒙了一层灰，没有任何表情，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那身衣服，郑师傅只在厂里退休老书记家发黄的旧相册里见过，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典型打扮。
靠车门那边，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女人，穿着碎花斜襟的棉布罩衫，下身是肥大的黑色缅裆裤，脚上一双带袢的布鞋。她侧着脸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眼神空洞，如同一口枯井。
还有几个，有的穿着打补丁的工装，样式古老；有的穿着类似旧军装却又不是正式制服的土黄衣服。他们无一例外，都静默着。不是不想说话的安静，是一种彻底的、死寂般的无声。车厢里只有电车运行发出的金属摩擦噪音，以及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空气凝滞，仿佛一块巨大的、无形的冰。
郑师傅的心跳开始擂鼓。他偷偷看向司机。司机是个背影佝偻的老头，也穿着一身旧的深色工装，戴着帽子，专注地开着车，对车厢里的异常毫无反应。
电车晃晃悠悠，驶过了几个熟悉的站台，都没有停。郑师傅心里嘀咕，莫非是调度改了路线？他扒着车窗向外看，夜色浓重，路灯昏暗，景物越来越陌生。这好像不是平时走的那条线了。轨道两旁出现了大片荒草和残破的围墙，远处似乎还有废弃厂房的模糊轮廓，像蹲伏的巨兽。
突然，车身猛地一颠，像是从平整的马路拐上了一条极其破旧颠簸的轨道。“咣当”声变得格外刺耳，车身剧烈地摇晃起来，仿佛随时会散架。窗外的光线彻底消失了，只有车头那两盏昏灯，勉强照亮前方一小段锈迹斑斑、甚至有些扭曲的轨道。这轨道，像是废弃了几十年，枕木已经腐朽，野草从缝隙中顽强地探出头来。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住郑师傅的咽喉。他想开口问司机，却发现声音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发不出来。他想站起来，双腿却像灌了铅。他只能用惊恐的眼睛，死死盯住前方。
电车在这段废弃的旧轨道上挣扎前行了约莫两三分钟，终于“嘎吱”一声，猛地停住了。
车停的地方，立着一个歪斜的木制站牌。牌子的漆皮早已剥落大半，借着车内微弱的光，郑师傅勉强辨认出几个模糊的字迹——“浪速町”。他脑子里“嗡”的一声，这是个早已拆除、只存在于老地图和旧时代人口述中的站名！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用的名字，解放后早就改成了别的站名，连站台都拆毁几十年了！
就在电车停稳的瞬间，车厢里那些穿着旧衣服、一直如同木雕泥塑般的“乘客”们，突然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动作僵硬，却异常整齐，仿佛被无形的线操控着。
他们默不作声，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从前门慢慢走下车去。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回头，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郑师傅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依次消失在站牌后方那浓得化不开的、翻滚着的白色雾气里。那雾气透着邪性，隔绝了视线，也仿佛隔绝了阴阳。
最后一位“乘客”的身影被浓雾吞噬，车厢内顿时只剩下郑师傅一个人，以及那股无处不在的阴冷。
死一般的寂静。
这时，驾驶座上的司机，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了头。
那是一张布满深刻皱纹的脸，肤色是那种久不见阳光的青白。他的眼神浑浊，没有任何光彩，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吓傻了的郑师傅。司机咧开嘴，露出一个极其僵硬、算不上是笑的表情，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
“后生，就你一个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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