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大庆让胡路区一栋待拆的老楼孤零零地立在寒风中，四周已是一片瓦砾。这楼曾是油田职工的家属楼，如今只剩下零星几户没搬走。拆迁队的工头老马裹紧棉袄，朝手心哈了口热气，对着身后五六个工人挥挥手。
“今天就剩三单元二楼那家了，户主早签了协议，东西都不要了，赶紧拆完收工。”
队伍里最年轻的小马是老马的远房侄子，刚来工地不到一个月。他抬头望着那栋破败的楼房，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碎了，像被挖掉眼珠的空眼眶。
老马边走边说：“听说这家原先住着一对老夫妻，男的叫李卫国，以前是油田模范工人；女的叫赵秀英，小学教师。两人八十年代初结的婚，没孩子。李师傅十年前工伤去世后，赵老师就一个人住这儿，去年她也走了，远房亲戚才把房子交给拆迁办。”
众人踏着满是碎砖块的楼梯往上走，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小马注意到楼梯扶手上还残留着早已褪色的红绸带，像是多年前办喜事时绑上的。
老马掏出钥匙打开202的房门，一股陈年的气味扑面而来。
门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三十年。
客厅正中央，一个大红喜字虽然褪色却依然醒目地贴在墙上。老式组合柜上摆着牡丹花的搪瓷脸盆、印着“奖给先进工作者”的陶瓷杯，还有几个铁皮饼干盒。沙发罩着白色钩花罩子，尽管已经泛黄。墙角放着一台雪花牌电风扇，塑料按钮上落满灰尘。
小马不由自主地走进卧室。一张双人床上铺着大红色床单，上面绣着鸳鸯戏水图案。床头挂着一幅巨大的婚纱照——照片上的年轻男子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女子一身红装，头发盘成当时流行的样式，两人笑得腼腆而幸福。梳妆台上，友谊雪花膏、红双喜粉盒和一瓶没开封的桂花油整齐排列，仿佛女主人只是出门买菜，随时会回来。
“叔，这地方怎么像昨天还有人住似的？”小马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老马皱眉环顾四周：“别瞎想，就是老人去世后没人动过。抓紧时间，今天必须把这间屋清空。”
工人们开始动手，把家具一件件往外搬。小马负责拆那张床，当他用力抬起床板时，发现底下藏着一个铁盒，里面装着一叠信和几张照片。他趁没人注意，悄悄把铁盒塞进自己的工具包。
“小马，把墙上那婚纱照摘下来！”老马在客厅喊道。
小马站到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去摘那张婚纱照。相框很重，他手一滑，相框摔在地上，玻璃裂开几条缝。
“笨手笨脚！”老马骂了一句，“把照片抽出来，框子不要了。”
小马蹲下身，小心地从破碎的玻璃中取出照片。就在这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照片上新郎新娘的眼睛里，正缓缓渗出黑色的液体，像眼泪一样顺着照片流下，在他手指上留下乌黑的痕迹。
“马叔！你看这个！”小马惊呼。
老马走过来，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又瞥了眼小马的手指：“不就是受潮发霉吗？大惊小怪！赶紧干活。”
其他工人也围过来看，窃窃私语。老工人大刘低声说：“我听老辈人讲，照片流泪不是好兆头，这是有未了的心愿啊。”
老马瞪了他一眼：“别散播迷信，耽误工期你负责？”
众人不敢再多言，继续埋头干活。但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房间里似乎有双眼睛始终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那天晚上，小马在工棚的床上辗转难眠，终于睡着后，他做了一个极其真实的梦。
梦中，他站在那间保持着八十年代风貌的客厅里，但一切都崭新明亮。红喜字鲜艳夺目，桌上摆着喜糖、花生和红枣。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接着，他看见那对婚纱照上的新人——李卫国和赵秀英，穿着婚礼服装，手牵着手，微笑着向宾客点头。但奇怪的是，整个婚礼是无声的，没有人说话，没有笑声，没有音乐，只有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悲伤氛围。最让小马心惊的是，新郎新娘虽然在笑，眼睛里却不断流出黑色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在胸前染开一片深色。
小马猛地惊醒，发现同屋的几个工友也都坐了起来，满头大汗。
“我梦到那对夫妻了...”大刘颤声说。
“我也是...”另一个工人接口。
老马最后一个醒来，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工棚。
第二天，拆迁继续，但没人再提那个梦。只是工人们工作时明显心不在焉，时不时警惕地环顾四周，仿佛害怕惊扰什么。
午休时，小马偷偷打开昨天藏起来的铁盒。里面有一叠用红丝带捆好的信，几张黑白和彩色照片，还有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
照片记录着李卫国和赵秀英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在采油树前的合影、在龙凤公园的游玩照、在简陋家中吃饭的生活照...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2009年3月，是赵秀英写给自己已故丈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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