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大庆让胡路区一栋待拆的老楼孤零零地立在寒风中,四周已是一片瓦砾。这楼曾是油田职工的家属楼,如今只剩下零星几户没搬走。拆迁队的工头老马裹紧棉袄,朝手心哈了口热气,对着身后五六个工人挥挥手。
“今天就剩三单元二楼那家了,户主早签了协议,东西都不要了,赶紧拆完收工。”
队伍里最年轻的小马是老马的远房侄子,刚来工地不到一个月。他抬头望着那栋破败的楼房,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碎了,像被挖掉眼珠的空眼眶。
老马边走边说:“听说这家原先住着一对老夫妻,男的叫李卫国,以前是油田模范工人;女的叫赵秀英,小学教师。两人八十年代初结的婚,没孩子。李师傅十年前工伤去世后,赵老师就一个人住这儿,去年她也走了,远房亲戚才把房子交给拆迁办。”
众人踏着满是碎砖块的楼梯往上走,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小马注意到楼梯扶手上还残留着早已褪色的红绸带,像是多年前办喜事时绑上的。
老马掏出钥匙打开202的房门,一股陈年的气味扑面而来。
门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三十年。
客厅正中央,一个大红喜字虽然褪色却依然醒目地贴在墙上。老式组合柜上摆着牡丹花的搪瓷脸盆、印着“奖给先进工作者”的陶瓷杯,还有几个铁皮饼干盒。沙发罩着白色钩花罩子,尽管已经泛黄。墙角放着一台雪花牌电风扇,塑料按钮上落满灰尘。
小马不由自主地走进卧室。一张双人床上铺着大红色床单,上面绣着鸳鸯戏水图案。床头挂着一幅巨大的婚纱照——照片上的年轻男子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女子一身红装,头发盘成当时流行的样式,两人笑得腼腆而幸福。梳妆台上,友谊雪花膏、红双喜粉盒和一瓶没开封的桂花油整齐排列,仿佛女主人只是出门买菜,随时会回来。
“叔,这地方怎么像昨天还有人住似的?”小马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老马皱眉环顾四周:“别瞎想,就是老人去世后没人动过。抓紧时间,今天必须把这间屋清空。”
工人们开始动手,把家具一件件往外搬。小马负责拆那张床,当他用力抬起床板时,发现底下藏着一个铁盒,里面装着一叠信和几张照片。他趁没人注意,悄悄把铁盒塞进自己的工具包。
“小马,把墙上那婚纱照摘下来!”老马在客厅喊道。
小马站到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去摘那张婚纱照。相框很重,他手一滑,相框摔在地上,玻璃裂开几条缝。
“笨手笨脚!”老马骂了一句,“把照片抽出来,框子不要了。”
小马蹲下身,小心地从破碎的玻璃中取出照片。就在这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照片上新郎新娘的眼睛里,正缓缓渗出黑色的液体,像眼泪一样顺着照片流下,在他手指上留下乌黑的痕迹。
“马叔!你看这个!”小马惊呼。
老马走过来,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又瞥了眼小马的手指:“不就是受潮发霉吗?大惊小怪!赶紧干活。”
其他工人也围过来看,窃窃私语。老工人大刘低声说:“我听老辈人讲,照片流泪不是好兆头,这是有未了的心愿啊。”
老马瞪了他一眼:“别散播迷信,耽误工期你负责?”
众人不敢再多言,继续埋头干活。但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房间里似乎有双眼睛始终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那天晚上,小马在工棚的床上辗转难眠,终于睡着后,他做了一个极其真实的梦。
梦中,他站在那间保持着八十年代风貌的客厅里,但一切都崭新明亮。红喜字鲜艳夺目,桌上摆着喜糖、花生和红枣。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接着,他看见那对婚纱照上的新人——李卫国和赵秀英,穿着婚礼服装,手牵着手,微笑着向宾客点头。但奇怪的是,整个婚礼是无声的,没有人说话,没有笑声,没有音乐,只有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悲伤氛围。最让小马心惊的是,新郎新娘虽然在笑,眼睛里却不断流出黑色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在胸前染开一片深色。
小马猛地惊醒,发现同屋的几个工友也都坐了起来,满头大汗。
“我梦到那对夫妻了...”大刘颤声说。
“我也是...”另一个工人接口。
老马最后一个醒来,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工棚。
第二天,拆迁继续,但没人再提那个梦。只是工人们工作时明显心不在焉,时不时警惕地环顾四周,仿佛害怕惊扰什么。
午休时,小马偷偷打开昨天藏起来的铁盒。里面有一叠用红丝带捆好的信,几张黑白和彩色照片,还有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
照片记录着李卫国和赵秀英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在采油树前的合影、在龙凤公园的游玩照、在简陋家中吃饭的生活照...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2009年3月,是赵秀英写给自己已故丈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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