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调集重兵，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正准备给盘踞南京的洪明太平军来个雷霆一击，谁承想，对方竟不按常理出牌！那位拥有杨秀清、石达开辅佐，还带着“明王”朱简煦的洪秀全，压根没打算固守南京，反而主动出击，搞起了北伐！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的北伐路线，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同。凭借着从英国人那里弄来的战舰和搜罗到的海船，这支洪明太平军竟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清军水师形同虚设，眼睁睁看着这支“水陆两栖”的贼军，如同神兵天降，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山东半岛的重要港口和府县，兵锋直指京津！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吓得差点从龙椅上溜下来。山东一失，京城门户洞开！他再也顾不上去管南京那个“天京”了，火速下旨，将僧格林沁等所有能调动的八旗精锐，全部收缩回河北，拱卫京畿。
面对黄河以南已然糜烂、且鞭长莫及的烂摊子，道光帝做出了一个痛苦而无奈的决定。他颁布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圣旨，核心就八个字：划河而治，放权团练。
圣旨明确规定：黄河以南，朝廷暂无力顾及，鼓励各地官绅自办团练，自保乡土。而且，给出了极其“慷慨”的授官标准：
-凑齐四百人，即为一个营，首领授七品管带。
-统辖两个营（八百人），即为五品统领。
-统辖五个营（两千人），即为二品总兵。
-统辖十个营（四千人），即为一品提督！
这官帽子，像不要钱似的往下砸。唯一的问题是——军饷？自个儿想办法！朝廷一个子儿没有！
这道圣旨一出，整个黄河以南仿佛被投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局势再次发生剧变。
一些规模较小、本就为了混口饭吃的“太平军”，立刻动了心思。当头儿的把队伍一拉，找个由头把队伍里那个自称“洪秀全”（以及杨秀清、石达开）的倒霉蛋一绑，直接送给当地官府当“投名状”，转头就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昨天还是反贼头目，今天可能就是堂堂五品统领、二品总兵了！
更绝的是，出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奇观。某些地方势力，尤其是那些本就首鼠两端、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豪强，玩起了高超的平衡术。他们一方面接受清廷的官职，打出官军的旗号，向朝廷（主要是向地方官府）要粮要饷，虽然是要不到的，但是拿了朝廷的官职就可以明正言顺的从百姓尤其是乡绅手中征粮了；另一方面，在自家地盘和内部，依旧尊奉“洪天王”，保持着太平天国的官职体系，与其它太平军势力暗中勾连，左右逢源。
今天可以是清军的“王总兵”，带着人马去“追剿”另一股不开眼的流寇；明天就可以是太平天国的“王丞相”，接待来自其他“天京”的使者。身份切换，自如无比。
紫禁城里的道光帝，很快通过密折知道了这些荒唐景象。他气得浑身发抖，把御案拍得山响，也顾不得什么帝王威仪了，在养心殿里跳脚大骂：
“无耻！无耻之尤！朕……朕这是养的什么官？练的什么兵？！全是一帮首鼠两端、趋炎附势的墙头草！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啊！”
可他骂归骂，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不用这“饮鸩止渴”的招数，黄河以南就得彻底丢光！现在只能指望这些“双面人”、“墙头草”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地盘，能暂时抵挡住那两股最大的洪逆，特别是那个乘船北伐、威胁京师的洪明太平军。
大清的天空下，忠奸界限已然模糊，生存和利益成了唯一的准则。这场由天幕引发的巨大混乱，正朝着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向，加速滑去。
转眼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底，大清的局面变得极为诡异。朝廷在名义上，似乎只丢了南京、南昌两个省城。但实际上，长江以南的广袤区域，政令早已不通。各地驻防的八旗兵，连同不少绿营，都龟缩在有限的几座府城、县城里，紧闭城门，根本不敢外出。城外是各种旗号的“太平军”、“团练”、“义军”在混战、拉锯，或是某种心照不宣的“共存”。赋税？征不上来。政令？出不了城。江南半壁，已然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唯一让道光帝稍感安慰的是，山东济南顶住了洪明太平军从海上的进攻，保住了这座北方重镇。济南未失，洪明太平军也不敢贸然深入内陆进攻天津卫，京畿的直接威胁暂时解除。
养心殿内，气氛凝重。道光帝召集群臣，反复商议这令人绝望的局势。最终，一个看似荒谬却又现实无比的共识逐渐形成：那几个自称洪秀全的“土寇”，闹得再凶，目前看也只是肘腋之患；真正能动摇国本、甚至有亡国灭种之危的，是船坚炮利的英、法两夷！
“洪逆虽众，究是流寇，占据几座城池，尚无席卷天下之力。”一位老成持重的军机分析道，“而英夷、法夷，志在通商，其器械之精，水师之利，实非我朝眼下所能抗衡。更可虑者，南京洪逆已与英夷勾结，若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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