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的宣告，对明末天启七年时空而言，非但不是定鼎之音，反而成了引爆全面内乱的导火索。
南京、扬州等地，那些曾被魏忠贤打压得抬不起头的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短暂的惊愕之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愤”！他们饱读诗书，恪守孔孟之道，对天幕揭示的“上帝”本就心存疑虑，如今见皇帝朱由校竟公然接受这“西洋邪神次子”的名号，还要奉其为共祖，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背叛华夏道统，自绝于列祖列宗！
“昏君！朱由校此贼，不配为朱明子孙，不配为我华夏共主！”南京国子监内，一群东林骨干慷慨激昂。
“太祖驱逐胡元，恢复中华，何等伟业！成祖七下西洋，扬威域外，何等雄风！岂容此辈数典忘祖，皈依洋教！”
“国不可一日无君，亦不可奉夷狄之神！我等当另立贤明，匡扶社稷！”
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也毫不含糊。他们迅速串联，以“清君侧，诛妖邪（指魏忠贤余孽及上帝教），扶保大明”为名，在南京宣布“天启帝朱由校已为妖邪所惑，丧失帝格”，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拥立新帝迫在眉睫，福王朱常洵？那是他们当年极力反对的“蠢猪”，自然不行。目光很快锁定在了潞王朱常淓身上，此君素有“贤名”（至少比福王听起来好），且封地离南京不远，便于控制。
一时间，南京小朝廷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俨然要与北京的“上帝次子”天王洪秀全（朱由校版）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那散落各地的“天赐军团”也成了搅动风云的关键力量。原本十六支军团，洪承畴部被天启继承，七支接受了天启的招安（但此刻天启自身难保，这七支态度也变得暧昧），还剩下六支完全自主的势力。
除了有三只只想自己打天下，剩下三支拥兵自重的势力，眼见天下大乱，皇权衰微，那颗不甘人下的野心迅速膨胀。他们不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至高无上的龙椅！
占据成都附近的一支，迅速控制了蜀王朱至澍，以其名义发布檄文，声称要“保蜀安民，以待天命”。
盘踞在西安周边的一支，则找到了秦王朱谊漶那个不受重视的庶子朱存机，将其扶立起来，打出了“秦王监国，扫清妖氛”的旗号。
而最为处心积虑、也最具颠覆性的，则是那支号称“过山风”、最早退出决赛的军团。首领原名已无人知晓，此刻他自称朱顺炜。他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急于控制现有藩王，而是率领其三千精锐“天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攻占了东南重镇福州及周边府县。
占据福州后，朱顺炜并未立刻称帝，而是展现出了远超其他军阀的政治头脑和耐心。他首先广泛搜罗闽地文人，尤其是那些对永乐朝“靖难”旧事抱有同情、或在现实中不得志的士子，精心炮制了一份看似翔实的“族谱”和“考据”，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乃是被永乐帝篡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流落民间的第十世孙。
在做好舆论铺垫后，一场精心策划的“正名”大典在福州隆重举行。朱顺炜身着仿制的洪武朝冠服，在众多“寻访而来”的“老臣后裔”和被迫前来观礼的地方士绅面前，宣布了震惊天下的决定：
“懿文太子朱标，仁孝性成，本为太祖属意之嗣君，不幸早薨，然德泽在民，功在社稷！今特上尊号曰‘兴宗康皇帝’，以正其位，入祀太庙！”
这第一步，追尊朱标为帝，直接动摇了朱棣一系“父死子继”的天然合法性，将皇统拉回到了建文一脉的源头。
紧接着，他声音悲怆，指向北方：
“建文君允炆，承兴宗遗烈，克继大统，本欲行仁政，复三代之治。奈何燕藩跋扈，以臣伐君，篡夺神器，致使君父蒙尘，流落江湖，此实我大明开国以来最大之冤屈！今特为建文君昭雪，上尊号曰‘惠宗让皇帝’（注：取‘惠及万民’与‘逊国让位’双重含义，既褒其德，又隐晦承认其失位事实）！”
追尊建文帝，则是直接否定了永乐帝及其后所有皇帝的合法性，将朱棣一系定性为“篡逆”。
完成了这两步关键的“拨乱反正”后，朱顺炜才在水到渠成的气氛中，于福州正式祭天登基，宣布继承“兴宗”、“惠宗”法统，定都福州，年号暂定为“绍武”（意为继承洪武、建文之志），自立为帝。他发布的檄文痛斥朱由校“皈依洋教，背叛祖宗”，指责南京潞王“得位不正，难堪大任”，更将北京朱由校和南京朱常淓两方都贬为“伪朝”。至于秦王、蜀王后代，他则认为大家都是太祖子孙，应为兄弟之国。
朱顺炜这一套“恢复祖制、追尊先帝”的组合拳，在法理上显得比简单拥立一个现有藩王要高明的多，极大地吸引了那些对永乐以来政治不满、以及讲究“正统”的士大夫的关注。虽然其出身真假难辨，但在乱世之中，这套说辞配合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竟也迅速在东南凝聚起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使得大明本就混乱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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