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12月初）
清晨的阳光透过临时审讯室的铁窗，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王卫国坐在审讯桌旁，指尖摩挲着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从张教授阁楼搜出的特务名单，密写药水显影后的字迹还带着淡淡的蓝痕，像一道道未愈合的伤口。空冥感知悄然铺开，眉心的温热感笼罩着隔壁审讯室的张教授，他能清晰“闻”到对方身上的汗味，“听”到心跳的节奏——急促却带着刻意的压抑，显然还在做最后的抵抗。
“卫国，别着急。”王破军端着两碗热粥走进来，道袍的袖口沾着些许雪粒，“审讯像熬药，得慢慢来，急了就失了药性。”他把粥放在桌上，指了指隔壁的方向，“张教授是军统北平站‘技术组’的副组长，手里握着不少线索，硬逼只会让他把线索烂在肚子里，得用‘攻心’的法子。”
王卫国接过粥，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往下淌，却没驱散心底的凝重。他想起昨天审联络人老陈的场景：老陈一开始咬着牙说“就我一个人”，直到王卫国提起他儿子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战地小学读书，说“孩子昨天还问‘我爹啥时候来接我’”，老陈的眼泪才掉下来，招出了和西直门杂货铺“老鬼”的联络暗号——“买三斤糖，要桂花味的”。
“爹，俺知道。”王卫国放下粥碗，翻开特务名单，“只是一想到刘三还在兵工厂，陈梅在医学院，说不定正在搞破坏，俺就坐不住。”他指着名单上的“白鸽”代号，“这个‘白鸽’还没找到，张教授肯定知道是谁。”
正说着，老赵掀开门帘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却有一丝兴奋：“张教授松口了！说愿意谈，但要见你和王道长，说‘只跟懂行的人说’。”
王卫国和王破军对视一眼，整理了一下衣襟，跟着老赵走进隔壁审讯室。张教授坐在铁椅上，双手戴着手铐，头发凌乱却眼神清明，桌上摆着他的眼镜和一本翻旧的《资治通鉴》——那是他藏密写情报的地方。看到王卫国，他嘴角扯出一丝苦笑：“没想到栽在你这个半大孩子手里。”
“不是栽在俺手里，是栽在你自己的选择里。”王卫国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将特务名单放在他面前，“刘三、陈梅、老鬼，这些人我们都找到了，就差‘白鸽’。你若坦白，也算戴罪立功，对你的家人也好。”
张教授的手指在名单上划过，停顿在“白鸽”的代号上，眼神闪烁。王卫国的空冥感知瞬间聚焦——他的心跳突然加快，指尖微微发抖，显然“白鸽”对他很重要，可能是亲近的人。
“‘白鸽’是电报局的译电员，叫苏玲。”张教授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她是我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家里穷，我介绍她进的电报局，没想到……”他说不下去了，头垂了下去，“她负责把我们的情报译成密码，发给南京。”
王卫国的空冥感知里，张教授的情绪带着愧疚，没有说谎的波动。“苏玲现在在哪里？你们怎么联系？”老赵追问。“她住在南锣鼓巷的一个小院里，每天下午三点会去电报局对面的茶馆买茶。”张教授抬起头，眼里满是悔意，“联络暗号是‘要一壶龙井，多放冰糖’。我劝过她别干了，可她说‘校长都干了，我怕什么’……是我害了她。”
王破军轻轻叹了口气：“玄真派说‘一念之差，谬以千里’。你本可以用学识教书育人，却走了歪路，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学生、害了家人。”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是张教授在天津的家人，“我们查过了，你妻子带着孩子在天津避难，如果你能配合，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张教授接过照片，手指摩挲着妻子的脸，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我还知道一个据点，在东单的一个钟表铺，老板叫孙瘸子，代号‘钟表匠’，负责保管武器和经费。他和‘老鬼’是单线联系，每周三晚上会去胡同口的馄饨摊接头。”
王卫国赶紧拿出纸笔，记录下钟表铺的地址和接头时间，空冥感知里，张教授的情绪渐渐平稳，不再有之前的抵抗——他是真的想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还有吗？”老赵追问，“北平潜伏组还有多少人？”“技术组一共八个人，除了我、老陈、刘三、陈梅、老鬼、白鸽、钟表匠，还有一个‘医生’，在北平平民医院，负责给特务治伤，也收集病人里的‘可疑人员’情报。”张教授想了想，补充道，“‘医生’的真名叫李伟，平时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很温和，你们找他的时候要小心，他手里有枪。”
王卫国的心里一紧——北平平民医院是他和王破军实习的地方，李伟医生他见过，上周还一起给一个三轮车夫看过病，没想到竟是特务。空冥感知里闪过李伟的样子：总是微笑着，给病人开药时格外耐心，谁能想到他背后藏着枪，在收集情报。
“李伟有什么特征？比如常去的地方、联络方式？”王卫国追问，指尖攥紧了笔。“他每周五会去医院后门的药店买药材，和‘钟表匠’联系。”张教授说，“暗号是‘买当归，要三年陈的’。他很谨慎，每次接头都只说三句话，说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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