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个月，叶卫东再一次来到市局，其行政级别，跟之前相比已经天差地别。
如今年代，市东城区公安分局的级别也仅为副处级单位。
他做为正厅级企业的保卫处处长，在市局兼任的二处副处长，负责有统一行动时的协助侦讯工作。
但这个职务仅是个虚职，真正具备实职权限的，是在二处基础上的侦查科长的兼职。
而且这个侦查科刚刚成立不久，且与主管刑侦的一处主要业务范畴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
所以，这个科室不如说是专为叶卫东以及他的科员特设的。
因为它只有在特殊的刑事侦查活动时期，才会有一定的行动实权，且并不在平时的市局机关序列内。
而叶卫东的手下组员，也都是临时从戍卫军区特战部队抽调来的，属于半军方的特殊存在。
或者说，它不参与市局的正常的接警出警，而是自行圈定侦破对象并展开缉捕。
等类似如全市的大型治安治理活动一结束，这个侦查科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
只有在下一次的集中治理项目成立后，才有可能再次现身。
因此它并不会参与市局正常的行政日常，更不具备行政资格，故而对人家市局的七大处不存在任何的职权影响。
也正因这个原因，这个二处部门下的侦查科，在整个市局人缘最好，待遇也更高。
就因它是来帮市局分担刑侦工作的，而不是来瓜分侦破功劳的。
比如若这个侦查科暂时没有具体案子继续跟踪，就需要配合一处各个部门间的任务执行，获得的功劳也属于整个一处。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特设单位，视作军方派来市局的警力、武力的一种加强辅助，而是并非来分一杯羹的纯义务单位性质。
话虽如此，可叶卫东这位侦查科长，在事先的行动布置期间，话语权还是有的。
同时由于他有刑侦方面的特长，甚至具备一定的行动主导权。
今天上午，参加完侦查科的建立内部会，他就带着自己的组员自由活动了。
这些临时组成的科员成员，都是他的特战队学生，一个个不仅武艺高强，还具备丰富的战场侦查经验。
他们都身着便衣，蹬着市局给配发的自行车，分成三个小组，散落在市区的好几个角落。
配合他们行动的还有一辆解放车，车上配备有支撑三台无线报话机的转接电台。
那个时候的702型步话机，产自津门的七一二无线电厂。
它也是后来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要原型之一王成，喊出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勇一幕时，使用的那种无线报话机，当时也叫对讲机。
但王成身背的还是更早期的701型步话机，今天的702型不仅小了很多，声音传送距离也有大幅提升。
其个头，也从足有大半个暖水瓶大小，变成了比后世的初代大哥大大不了多少。
北棒战场初期，志愿军主力部队只能将电台配属到团营一级。
连以下作战通讯，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通讯员、喇叭、信号弹和旗语，晚上还可以使用手电筒。
如今由于这种步话机早实现了国产，所以在两年前，已经开始在警方基层单位，有了一定的普及。
但由于叶卫东他们从事的是便衣侦查行动，当然不可能身背着电台，所以才会把电台安排在配合他们行动的解放车上。
三个月前叶卫东就用过这玩意，可以勉强别在后腰上，但那时有军大衣的遮掩。
如今都六月份了，他就只能装在包里背在身上。
这种无线对讲机外形，已经很像之后的“大哥大”了，虽然通讯距离短，但通话时效性很好而且便携性很高。
叶卫东的三个小组并没有完全分开，而是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内。
他是打算用几天的时间，像过筛子一样的、把分到手的东城区主要商业区过一遍。
这没办法，现有线索不归他们管，有资格接触的只有人家更专业的一处。
这一天他们来到的是位于崇文街巷的红桥，这一带在八十年代之前还是一片荒凉之地。
所以，还没有形成后来的红桥市场规模。
目前仅是沿街叫卖农副产品的农民的摆摊卖货，开始形成了早市雏形。
尤其是在59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初期，很多居民日常所需的农副产品，国营副食品店已经很难买到。
即使有的卖，也需要凭票购买，因为这个早市的出现，就大大缓解了基层普通居民和近郊农民的需求。
当时的政府部门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来四九城附近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极低，又没有城市居民的粮食配额。
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就只能拿一些暂时用不到的农副产品，来城里换点粮票或者零钱。
但越是这样零散的、没有组织的民间集市，越容易被敌对分子们盯上。
因为人流量太大，也严重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人员的往来更是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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