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他对面的一位更年长的大法官,苦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厌倦:“我理解,我完全理解。我这把老骨头也快散架了。没日没夜地研究那些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宪法条款,就为了找出能用来拖延的借口…这根本不是司法,这是政治杂耍!我受够了!等这个案子一了结,不管结果如何,我立刻向总统提交辞呈!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疯子一样的时代,以前那种关起门来安心研究案卷、做出判决的安稳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累死在这张法官椅上。我得留着这条老命,安度晚年。”
这时,另一位一直沉默寡言、以精明务实着称的大法官放下咖啡杯,冷冷地插话,语气带着一丝嘲讽的现实主义:
“安度晚年?说得轻巧。罗伯特,你辞职以后打算干什么?回老家农场种玉米?还是靠着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每天在公园里喂鸽子?别忘了,我们除了会解释法律条文,在社会上几乎毫无用处。没有哪个律所或者企业会雇佣我们这种七老八十、还带着‘前朝遗老’标签的老古董。”
那位想退休的法官被问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修斯法官环视一圈,压低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直率:“要我说,你们也别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了。想退休后过得体面点,为什么不学学克莱伦斯?去纽约或者芝加哥,随便哪家大银行、大公司,挂个‘特别法律顾问’的头衔。不需要你每天上班,只需要在关键时候,运用你在司法界几十年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帮他们…嗯…‘分析’一下法律环境的‘风向’,或者在关键时刻递句话。一年的顾问费,比你当十年大法官的薪水都高。”
“荒谬!无耻!”另一位以道德洁癖着称的保守派大法官立刻厉声反驳,脸涨得通红,“修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这是对司法神圣性的亵渎!我们身为宪法的守护者,怎么能卸下法袍就去给资本家当门客、当说客?!我绝不与克莱伦斯那种人为伍!这是堕落!”
“亵渎?堕落?”修斯法官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他身体前倾,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位同僚,声音压得更低,却像刀子一样锋利:“我亲爱的同事,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以为法律的神圣殿堂还一尘不染吗?早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首席大法官那个时代(注:塔夫脱于1921-1930年任首席大法官,此前是总统),法律就已经被权力和资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塔夫脱本人利用其影响力,在反垄断案中偏袒大企业,操纵判决,帮助形成垄断,这难道不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的法律界,塔夫脱的门生故旧依然掌握着半壁江山!法律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拖延、装傻、权衡政治利弊——本身就已经是在‘亵渎’你所谓纯粹的司法了!”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餐厅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几位大法官都低下头,无法反驳。他们心知肚明,最高法院早已不是隔绝政治的象牙塔,而是权力博弈的另一个战场。他们刚才的“拖延战术”,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选择。
良久,那位最初想退休的法官颓然叹了口气,喃喃道:“也许…修斯说得对。离开了这个位置,我们什么都不是…或许,找个安静的地方,写写回忆录,才是最好的归宿吧。”
这场最高法院内部的小范围谈话,赤裸裸地揭示了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们光鲜背后的挣扎与无奈。他们既是宪法的终极解释者,也是被政治风暴裹挟的个体,同样要面对衰老、生计和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冲突。司法独立的光环之下,是同样无法摆脱的人性弱点和对未来的迷茫。而修斯法官那番关于法律界与资本界早已纠缠不清的尖锐言论,更是撕开了美国法治神话的华丽外袍,露出了其下权力与利益交织的复杂内核。在这个“多事之秋”,没有人能真正超然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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