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宗那荒唐而恶毒的“婚礼”要挟，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在宋廷这口早已鼎沸的大锅里，激起了冲天烈焰与诡谲的漩涡。
汴梁城，宣德楼内的争吵声几乎要掀翻殿顶。以新任宰相唐恪、耿南仲为首的主和派，声嘶力竭，将“暂缓兵祸”、“保全宗庙”挂在嘴边，力主应允金人要求。
“陛下！太上皇！金人铁骑已陈列边境，虎视眈眈！此番虽条件……有辱斯文，然比起社稷倾覆、二圣蒙尘，孰轻孰重？”唐恪涕泪横流，仿佛不答应下一秒金兵就要破城，“不过是一场虚礼，若能以此平息干戈，争取时日，整顿防务，乃忍辱负重之智举啊！”
“荒谬！”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却仍坚持上朝的主战派老臣李纲，气得浑身发抖，须发戟张，“此非虚礼，乃奇耻大辱！金人此举，意在诛心！羞辱朝廷，离间人心，更欲使我大宋自毁长城，寒天下忠义之士之心！今日可逼朝廷为贼寇主婚，明日便可索要陛下玉玺，后日便可让我大宋君臣皆为奴婢！如此步步退让，何时是尽头？唯有整军经武，誓死抗金，方是正途！”
“李纲！你口口声声抗金，可知边备空虚，仓廪匮乏？拿什么抗？拿将士的性命去填吗？”耿南仲尖声反驳，“若能以一场婚礼暂阻兵锋，争取到时间与钱粮，有何不可？难道非要等到汴京被围，玉石俱焚，你才甘心？”
年轻的钦宗皇帝赵桓高坐御座，脸色苍白，眼神涣散，听着下面如同市井泼妇般的争吵，只觉得头痛欲裂，心乱如麻。一边是金人咄咄逼人的战书和父皇（徽宗）透过内侍传来的、含糊却明显倾向于“暂避锋芒”的口谕；一边是李纲等少数臣子泣血般的忠言。他既怕战端一开导致丧权辱国，更怕万一抵抗失败，自己将成为亡国之君……
“够了！”龙椅旁垂帘之后，传来太上皇赵佶略显疲惫却依旧带着威严的声音，争论声戛然而止。
“金人无礼，朕岂不知？”赵佶的声音透过珠帘，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然形势比人强。李爱卿忠勇可嘉，但亦需体谅朝廷难处。”他顿了顿，似乎下了某种决心，“此事……可着有司酌情议处。既要顾全朝廷体面，亦需……安抚金人情绪。至于梁山那边……可遣一能员，持朕手谕前往宣慰，陈说利害，劝其……以大局为重。”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却让主和派心中大定。“酌情议处”、“安抚情绪”、“以大局为重”，几乎就等于默许了操作空间，而派员“宣慰”梁山，更是将皮球巧妙地踢了过去——成了，是朝廷“教化”有功；不成，则是梁山“不识抬举”，届时朝廷再“被迫”采取其他措施，甚至配合金人“剿匪”，也显得顺理成章。
李纲等人还想争辩，却被赵佶一句“朕倦了”打断，只得愤懑退下。
退朝后，唐恪、耿南仲等人立刻密议。他们心知肚明，太上皇不想担恶名，皇帝优柔寡断，此事最终还得他们来操办。如何既满足金人那荒诞的要求（至少表面上），又不至于让朝廷颜面扫地得太难看，同时还要设法将梁山牢牢套住，甚至借机削弱或控制这股越来越不受控的“贼寇”力量，成了他们绞尽脑汁的难题。
很快，一道道命令从宰相府发出：礼部“筹备庆典”，鸿胪寺“接洽金使”，枢密院“调整山东防务”（实为监视梁山动向），皇城司则加派人手，严密监控汴梁城内任何与梁山可能有关的消息，尤其是主战派官员的动向。
与此同时，一封盖着太上皇私印、措辞“温婉”却暗藏机锋的手谕，被交给了一名以“善辩”着称、却与主和派关系密切的官员手中，令其秘密前往梁山泊。
然而，汴梁城的暗流，远不止于朝堂。
戴宗麾下潜入汴京的探子，冒着极大的风险，传回了更为惊人的消息：
——金国使者并非单纯施压，其随行队伍中，混杂着数名身份神秘的人物，频繁出入某些权贵府邸，其中就包括与枯树山“商队”有牵连的那家。双方似乎在密谋什么，内容可能与“婚礼”后的山东局势有关。
——太上皇赵佶似乎并未完全放弃“以夷制夷”的幻想，其身边近臣正与金使进行着极其隐秘的接触，内容不详，但绝非仅仅讨论“婚礼”细节。
——城中已开始流传各种谣言：有说朝廷已决定牺牲梁山以保平安；有说梁山武松早已暗中投金，此番婚礼是里应外合的信号；更有甚者，传言金人要求将潘金莲送入汴梁“学习礼仪”，实则为质……谣言纷飞，人心惶惶，许多原本同情或暗中支持梁山抗金的士民，也开始感到困惑与动摇。
——“千面狐”及其组织“幽冥狐影”，在汴梁似乎也有若有若无的踪迹。有眼线报告，曾见过手腕有疤、形迹可疑的女子，出入于某些达官贵人的别院。
这些消息汇聚到梁山，让武松、卢俊义、潘金莲等人对局势的凶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金人的讹诈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宋金高层之间可能存在的肮脏交易与政治算计，而梁山，不过是这盘大棋中一颗被随意摆布、却又至关重要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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