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涵的奏疏《为请严核北直隶已闭矿场物料核销以防国资流失事》通过通政司呈递御前，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奏疏本身措辞谨慎，只谈现象，不提具体人名，聚焦于制度漏洞，但其指向的“北直隶已闭矿场”与近期稽核处对工部的“纠缠”联系起来，足以在有心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几乎就在奏疏呈递的次日，都察院的弹劾便如约而至。
率先发难的是一位素以刚直（或者说执拗）闻名的左副都御史，陈瑛。他在早朝之上，手持笏板，慷慨陈词，参劾稽核处主事沈涵“苛细扰政，以臆测罗织为能事”，“扬州旧案已结，犹翻弄是非，惊扰地方；今复以捕风捉影之词，构陷工部，质疑朝廷矿政，其心叵测！”并列举了数条“罪状”：包括在扬州案中“擅权讯问，有违司法”，对涉事商贾“罚没过当，几近掠夺”，以及如今“无端质疑已核销之案，徒耗朝廷精力，动摇百官之心”。
陈瑛的奏劾，引经据典，言辞犀利，直指沈涵行事风格和动机。虽未提及黑石口或军械，却将“苛细”、“罗织”、“构陷”这几顶大帽子结结实实地扣了下来。朝堂之上，顿时一片低语议论，不少官员看向沈涵的目光都带上了审视与怀疑。
这便是不动刀兵，却能杀人于无形的“明枪”。言官的弹劾，不需要确凿证据，风闻奏事即是权力。一旦被贴上“酷吏”、“罗织”的标签，即便最后查无实据，其政治声誉也将大受影响，日后行事必将步步维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讦，沈涵立于朝班之中，面色平静，并未急于自辩。他知道，此刻任何激烈的反应都会落入对方彀中，显得心虚气躁。
龙椅之上的朱元璋，听完陈瑛的奏劾，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是淡淡问道：“沈涵，陈御史所参，你有何话说？”
沈涵出班，躬身行礼，声音沉稳：“回陛下，陈御史风闻奏事，乃其职责所在，臣不敢置喙。然臣所为，皆依朝廷法度，行稽核之权。扬州案中，所有讯问、查扣皆有据可查，符合程序，最终定谳亦由三法司会审，非臣一人可决。至于核销矿场物料之事，臣在奏疏中已言明，乃为防微杜渐，堵塞国资流失之漏洞，现有疑点数处，卷宗可查。臣之心，可昭日月，一切但凭陛下与朝廷明察。”
他没有纠缠于具体细节的反驳，而是将自身行为归于“依律行事”和“职责所在”，并将最终裁决权交还皇帝和朝廷，姿态放得极低。
这时，与沈涵有过合作，或对其行事风格较为认可的几名官员，如户部侍郎赵文渊等，也相继出言，肯定稽核处在厘清账目、追索亏空上的成效，认为“防微杜渐乃理财正道”，间接声援沈涵。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两派意见交锋的局面。一方斥责沈涵苛察扰民，一方则认为其忠于职守、勇于任事。
朱元璋高踞御座，冷眼旁观着臣子们的争论，直到声音渐歇，才缓缓开口：“陈瑛所奏，朕知道了。沈涵所请，朕也准了。工部、户部，即着派员，会同稽核处，就北直隶已闭矿场物料核销事宜，进行核查，务求清楚明白，以正视听。”
他没有直接评判双方对错，而是采用了最官僚，也最稳妥的处理方式——调查。既回应了都察院的弹劾（需要核查），也肯定了沈涵的提议（准许核查），将皮球踢回给了具体的办事人员。
“至于扬州旧案，”朱元璋目光扫过沈涵和陈瑛，“既已审结，无需再议。然百官亦当引以为戒，克己奉公。”
这句话，算是为扬州案的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不允许再借此生事。
“臣等遵旨。”工部、户部尚书及沈涵、陈瑛等人齐声应道。
早朝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沈涵知道，皇帝的处置，看似不偏不倚，实则给了他继续推进调查的官方名义。但同时，将他置于了工部、户部（其中必然有对手势力）的“会同核查”之下，行动会受到更多掣肘，也意味着他必须在这次官方核查中，拿出更确凿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疑点”，否则，等待他的将是更猛烈的攻击。
回到稽核处，王砚和骆刚早已得知朝堂上的风波，面色凝重地迎了上来。
“大人，陛下此举……”王砚有些忧虑。
“陛下给了我们名分，也套上了枷锁。”沈涵脱下朝服，换上常服，语气依旧冷静，“‘会同核查’，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在工部、户部的眼皮底下进行，再想如之前那般暗中深入调查，难了。”
“那黑石口那边……”骆刚急道。
“黑石口是关键，绝不能暴露在 official 的核查中。”沈涵断然道，“骆刚，你那边的人手全部转入地下，监视照旧，但所有情报传递改为单线，更加隐秘。在 official 层面，我们只谈‘富源’等几个已发现疑点的矿场物料核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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