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林感到了最大的挑战。“双缝干涉实验已经表明了观察者效应，但主流解释仍然倾向于哥本哈根诠释，避免直接谈论意识。我们要做的，是设计能够更清晰地区分‘意识的影响’与‘测量行为本身物理干扰’的实验。”
他提出了一个初步构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监测处于深度冥想、或者特定意识状态（例如，报告感受到‘合一感’或‘超越时间’体验）的受试者的大脑活动。同时，在一个高度屏蔽的环境中，运行一个极其敏感的量子随机数发生器，或者观察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量子系统（比如一个即将坍缩的叠加态）。我们要寻找的，不是受试者用‘意念’控制量子态——那太科幻了——而是寻找其特定的意识状态（尤其是与我们在银河系核心体验相似的状态），是否与量子系统行为的某种统计性偏差相关联。”
“比如，”他进一步解释，“当大量受试者进入那种‘无分别心’、‘与万物一体’的冥想状态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序列，其随机性是否会出现微弱的、但具有统计显着性的下降？或者说，量子叠加态的坍缩概率，是否会受到这种集体意识状态的微妙影响？”
这个实验设计极其困难，需要排除无数干扰因素，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是革命性的——它试图直接探测意识作为一种“场”或“潜在影响”，与物质世界最基础的量子层面的互动。
傅愽文虽然听不懂量子、叠加态这些词，但他听到了“冥想”、“一体感”。他立刻盘腿坐在地板上，模仿着爷爷偶尔静坐的样子，闭上眼睛，小胸脯微微起伏，努力做出“很安静、很合一”的样子。他那稚嫩而认真的姿态，让陈智林和傅水恒都忍俊不禁，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尝试的决心——这种意识状态，或许是人类与生俱来就能触及，却被现代生活逐渐遗忘的潜能。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三人小组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陈智林博士负责将这些初步构想具体化、理论化，查阅最新的相关研究论文，设计详细的实验步骤、控制变量和数据分析方案。他几乎住在了实验室和计算机前，与全球顶尖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宇宙学观测站以及意识研究机构进行艰难的联系与探讨，寻求合作的可能。
傅水恒教授则运用他深厚的学术人脉和哲学智慧，为这些激进的实验构想寻找理论上的合理性和伦理上的依据，撰写阐述其科学意义和哲学背景的纲领性文件，以争取必要的支持和理解。他确保这场“科学的革命”不至于因为过于离经叛道而被主流科学界彻底排斥，而是以一种严谨、开放且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提出。
而傅愽文，则成为了这个革命性事业的“灵感源泉”和“氛围营造者”。他的画作被扫描下来，贴在实验室的墙上，那些充满动感和融合的色彩，提醒着研究者们他们最终要探索的那个超越形式的现实。他即兴弹奏的“宇宙音乐”，有时会被陈智林在工作间隙播放，那空灵的旋律似乎能安抚焦躁的神经，激发沉寂的灵感。更重要的是，他时常会提出一些看似无厘头，却往往能打破思维定势的问题或比喻。
例如，当陈智林为一个关于“维度卷缩”的数学模型苦恼时，傅愽文拿着一个里面嵌入了许多小亮片的透明塑料球跑过来，使劲摇晃，看着亮片在球体内飞舞，说：“陈叔叔，那些看不见的‘小地方’，是不是像这些亮片，平时躲在球球里面，我们看不见，一摇，它们就出来了？”
陈智林盯着那个球，忽然想到，在某些高能物理实验中，比如粒子对撞，是否有可能通过极高的能量“摇晃”空间本身，让那些“卷缩”的、平时无法探测的微小维度，短暂地“显现”出它们的影响？这为他思考如何通过高能实验寻找超维证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场“科学的革命”，不再是陈智林一个人的孤独求索，而是三人紧密协作的集体事业。它源于一次超越想象的宇宙漫游，植根于深刻的哲学反思，并通过一个孩子的纯净直觉不断获得滋养和校正。他们深知，前路漫漫，这些实验可能耗费数年、数十年甚至更久，可能大部分会失败，可能得到的只是模糊不清的结果。他们带来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系列极其大胆的问题，和一套试图用现有科学工具去触碰那不可言说之境的实验方案。
但这就是革命的开端——不是挥舞着旗帜的呐喊，而是在寂静的实验室里，一次次精心设计观测，一次次严谨分析数据，试图从现实世界的最细微处，窥见那道来自宇宙核心的、微弱的、却可能重新定义一切的光。
科学的革命，在傅水恒的书房中萌芽，在陈智林的实验室蓝图和计算公式中孕育，并在傅愽文那双倒映着星辰大海的眼睛注视下，悄然开始了它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它不仅仅是为了验证一段个人经历，更是为了拓展人类科学的边界，勇敢地迈向那片意识与物质、时间与永恒交织的，未知而广阔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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