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们三百万光年，本星系群中第三大星系，也是唯一一个非棒旋结构的纯旋涡星系。此刻，一艘子探测舰“开普勒号”正深入它的外围旋臂，测量其中电离氢区的精确距离。那些被新生大质量恒星紫外线激发的庞大氢云，在特定波段的辐射像灯塔般明亮，成为测绘星系尺度的绝佳信标。
“开普勒号传回第一批数据，”通讯官李静报告，“M33南部旋臂的NGC 604星云，三角测量基准网已建立，精度达到预期。”
陈智林点头。他调出M33的实时影像——那是开普勒号在十分钟前（考虑量子通讯的零延迟特性）传回的广角镜头。画面中央，一个近乎正面对着我们、结构松散但异常美丽的旋涡星系铺展开来。它的旋臂不像银河系那样紧密缠绕，而是舒展如风中轻纱，点缀着数百个粉红色的恒星形成区。在星系核心偏右下方，NGC 604星云如一簇绚烂的宇宙珊瑚，其直径超过一千五百光年，是猎户座大星云的数百倍。那里正有数百颗O型星与沃尔夫-拉叶星在剧烈燃烧，将周围数百光年的气体电离成一片炽热的辉光。
看着这片星云，陈智林忽然想起傅老生前最后一次在虚拟课堂中的讲述。那时老人已很虚弱，但仍坚持用全息投影为地球上的中学生上了一堂天文课。课件的最后一页，就是M33的NGC 604。
“孩子们，”傅老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温和震颤，却清晰有力，“我们常觉得人类很渺小。但想一想：当你们看到这片星云的光，它其实已经旅行了三百万年。这些光子出发的时候，地球上最早的原始人类刚刚开始学习直立行走。它们穿越了本星系群广袤的虚空，躲过了无数星际尘埃的吸收，避开了引力透镜的弯曲，最终抵达哈勃望远镜的镜片，再经过数据处理，呈现在你们面前。”
全息影像中的傅老微微前倾，仿佛要穿过时空与每个孩子对视：
“这束光走了三百万年，只为让你看见。那么在宇宙眼中，你真的渺小吗？不，你是这漫长旅程的终点，是宇宙渴望被看见的证明。而我们绘制星图，就是在替宇宙回答那个最古老的问题：‘我在这里。’”
陈智林闭上眼睛。那一刻，他仿佛能透过舰船的合金外壳、透过三万光年的银河晕族恒星、透过三百万年时空的阻隔，听到那些新生恒星在NGC 604星云中诞生的轰鸣。那轰鸣并非声音，而是一种存在本身的震颤——物质在引力坍塌中达到临界点的悸动，氢原子在核心点燃时释放的信息，光挣脱恒星表面时携带的原始记忆。
“博士？”苏娜轻声呼唤，“您还好吗？”
陈智林睁开眼，发现自己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悬在控制台上方，指尖微微颤动。他收回手，握了握拳。
“继续工作，”他说，声音比想象中更平稳，“距离最后的数据合成，还有多少时间？”
“全部外场测量舰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基准点布设，”托马查看进度表，“之后是七十二小时的数据清洗与交叉验证。如果一切顺利，第一百二十小时可以开始最终渲染。”
“通知所有岗位，”陈智林说，“一百二十小时后，我们将在中央舰桥进行星图首次完整生成。邀请……地球总部同步观看。”
“要特别通知傅博文博士吗？”李静问。
陈智林沉默了两秒。
“给他发送私人加密链接，”他说，“告诉他，这是傅老一直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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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暗流与明光
绘制一张精确的宇宙地图，远不止是“把星星画在正确的位置”那样简单。
人类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星图，或许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刻在泥板上的“界碑石”，上面记录了包括昴星团在内的数个星座。古希腊的喜帕恰斯编制了包含850颗恒星的星表，中国人则留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记录。但这些都局限于肉眼可见的、距离不超过数千光年的恒星。
真正将人类的测绘范围推向星系尺度，要等到二十世纪初。埃德温·哈勃在威尔逊山天文台用那架100英寸胡克望远镜，首次分辨出仙女座星云（当时还未确认是星系）外围的造父变星，并利用周光关系计算出它惊人的距离——约90万光年（后修正为250万光年）。那一刻，人类的宇宙观被永久性地拓展了：银河系并非全部，它只是浩瀚星海中一个普通的岛屿。
而如今，星海号要做的，是将本星系群——这个直径约1000万光年、包含至少54个已知星系、总质量约(1.29±0.14)×10^12倍太阳质量的引力束缚系统——的整体结构，以三维动态形式精确呈现。
难点无处不在。
“最大的挑战是‘深度’，”在星图绘制进入第四十八小时的技术简报会上，托马向全体科考队员解释道，“我们很容易测量天体在天球上的二维位置——也就是方向。但距离的测定，每一步都依赖前一步建立的‘距离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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