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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寒宫指挥中心，“蜂巢”的核心，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微缩的、高度紧张的联合国安理会。巨大的主屏幕上不再仅仅是星图或工程进度，而是被分割成十几个窗口，每一个窗口都连接着地球上一个个举足轻重的控制中心：美国休斯顿、俄罗斯科罗廖夫、中国北京、欧空局达姆施塔特、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窗口里的人们，脸色无一例外地凝重，背景是同样忙碌而压抑的操作大厅。
陈锋站在中央指挥台前，身姿依旧挺拔，但眼下的阴影和眉宇间凝聚的压力，几乎要化为实质。他面前的数据板上，不再是单一的物资调配表，而是一张极其复杂、不断变动的《全球联合发射时序协同表》。
“火种计划”如同一头巨兽，其胃口远非月球自身或单一国家所能满足。至关重要的聚变燃料氦-3精炼设备、下一代量子计算组件、“方舟之心”的扩展模块、应对可能危机的特种材料、乃至成千上万名轮换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输送……所有这些，都需要依赖地球的发射能力，通过“天梯一号”或直接发射至月球轨道的货运飞船，跨越那三十八万公里的天堑。
然而，发射窗口并非无限。它受到严酷的轨道力学、地球自转、月球位置、甚至太阳活动周期的严格限制。一个理想的发射窗口，意味着更少的燃料消耗、更短的航行时间、更高的有效载荷。这些窗口稀少而珍贵，如同在时空织锦上短暂打开的缝隙。
而如今，这道缝隙正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难以协调。
“陈总指挥，北京方面再次重申，‘夸父号’货运飞船必须按原计划在UTC下月17日0200时的窗口发射。它搭载的氦-3精炼核心模块是‘广寒宫’能源升级的关键，延误将直接影响后续所有工业产能。”北京飞控中心的主管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几乎话音刚落，休斯顿的窗口就传来声音：“陈，我们理解北京的关切。但‘开拓者’重型火箭的发射窗口同样卡死在18日0800时。它运送的是‘方舟之心’二期工程的基础架构件，重量和体积都决定了它无法灵活调整。更重要的是，它的轨道与‘夸父号’的预定轨道存在潜在冲突空域，安全间隔无法保证。”
这就像是在一条仅容单车通过的崎岖山路上，同时要求两辆重型卡车以毫秒级的精度错车，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碰撞，在近地轨道上演一场昂贵的烟花秀。
“科罗廖夫报告，”俄罗斯的代表声音低沉，“我们的‘联盟-MS’系列需要为国际空间站执行紧急人员轮换任务，原定窗口无法更改。该窗口与欧空局的‘织女星’火箭发射计划有部分重叠，需要协调。”
欧空局的代表立刻补充：“‘织女星’运送的是高精度科研仪器，对振动极其敏感，它的发射窗口受到严格的气象和上层风条件限制，调整余地极小。”
日本和印度的代表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发射需求和约束条件。
每一个需求都合情合理，每一个约束都至关重要。但它们像一堆形状各异、却必须严丝合缝拼入同一个狭小时空框架的积木，彼此挤压、碰撞、互不相让。
背后，是国家间的博弈、航天机构的预算压力、承包商的利益、以及“火种计划”内部不同项目组的迫切需求。陈锋不仅要计算轨道和燃料，还要计算政治和优先级。
他的大脑如同超频运行的“方舟之心”，疯狂地处理着涌入的信息：轨道力学参数、各型号火箭的性能数据、载荷的紧急程度、不同控制中心的流程限制、甚至包括地球各发射场未来的天气预测模型。
“休斯顿，‘开拓者’的载荷能否进行轻量化再优化？哪怕减少50公斤，我或许能为其争取到一个更早的、稍微次优但安全的窗口。” “北京，‘夸父号’的轨道是否可以微调，近地点抬高5公里？这需要额外燃料，但可以避开冲突区。” “科罗廖夫，国际空间站的人员轮换能否延迟48小时？我知道这很困难，但请评估风险。” “欧空局，请提供‘织女星’对气象条件容忍度的详细数据，我需要知道边界在哪里。”
他的语速极快，问题精准，在各方看似无解的要求中，寻找着那几乎不存在的、微小的妥协空间和操作弹性。他时而强硬，施加“火种计划”的最高优先级压力；时而恳切，陈述月球基地面临的实际困境；时而又变成一位技术仲裁者，评估着每一个调整方案的技术可行性与风险。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场在看不见的轨道上进行的、以秒和米为单位的精密推演。指挥中心里，只有陈锋清晰而冷静的声音，以及键盘敲击和数据流动的沙沙声。其他人，包括雷将军和林海，都只能保持沉默，他们深知自己无法介入这场需要同时对技术和政治拥有极致掌控力的协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屏幕上的协同表在不断修改、调整、再调整。某些代表离线去紧急磋商，某些窗口传来激烈的争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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