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秦汉时期的一石约合十四公斤，一亩约为零点六九十亩。
换言之，若以今日的计量标准来衡量：
秦汉时期，零点六九市亩的小麦产量约为八十四斤，同样面积的稻谷产量约为六十七点二斤。
换句话说，秦汉时期的粮食亩产大致为：北方小麦约一百二十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九十六斤/市亩。
到了隋唐时期，度量衡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此时一石约合四十二公斤，一亩约为零点八市亩。
从狄仁杰所撰《乞免民租疏》中可推算出，南方稻谷的亩产约为一点五石。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顷百亩，出米五十余斛（石）。”
粟的亩产约为五斗多，若换算成小麦则约为一石（小麦不需去壳）。
因此，隋唐时期的亩产大致为：北方小麦约一百零五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一百五十七斤/市亩。
水稻产量显着上升，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统一以及南朝时期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为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入两宋时期，度量衡又发生变动。
此时一石约为四十九公斤，一亩约为零点九市亩。
范仲淹在《答手诏陈十事》中写道：“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
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也提到：“每亩出米二石。”
由此可大致推断，两宋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约为二石大米。
另据范仲淹《上执政书》记载：“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石）。”
从中也可推知粟的亩产约为一石，小麦产量与此相近。
因此，两宋时期的粮食亩产大致为：北方小麦约一百一十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二百二十斤/市亩。
从数据来看，南方稻谷的产量又有了进一步提升，
这主要归功于农业重心持续南移，两宋时期在南方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以及高产稻种——占城稻的引进。
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粮食产量，特别是稻谷产量大幅提升，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粮仓。
到了明清时期，度量衡再次发生变化。
明清时期的一石约为七十公斤，一亩约为零点九二市亩。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小民佃租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
结合当时五成的租税比例，可大致推算出亩产为二石米。
而《河间志》则记载：“一夫耕田三五十亩，亩收麦一石以上。”
这表明当时小麦的亩产已超过一石。
因此，明清时期的亩产大致为：北方小麦约一百五十五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三百零五斤/市亩。
无论是南方的稻谷，还是北方的小麦，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都较以往有明显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双季稻种植与麦稻轮作制度的推广，农业科技也在此时期达到高峰。
因此，若仅以“石”和“亩”这些字面数值来比较历朝的粮食亩产，往往会感到困惑。
秦汉时期，亩产动辄“三石”、“四石”，甚至“五石”，但到了隋唐以后，反而下降到“一、二石”。
难道粮食产量反而减少了？农业科技也没进步？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隋唐之后，“石”与“亩”的实际标准发生了变化。
表面上单位未变，但实质上其所代表的重量与面积已经不同，
因此如果不考虑度量衡的历史演变，直接进行数字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尤其是“石”这个计量单位，从秦汉时期的14公斤，激增至明清时代的70公斤！
所以陈相、陈辛等人提到的“亩产三石”、“亩产四石”、“亩产五石”、“亩产六石”，其实换算下来，就是0.69市亩分别产出84斤、112斤、140斤、168斤粮食而已。
然而即便只是亩产168斤，也已经是当时人们难以想象的产量了。
因为亩产三石（即0.69市亩84斤）才是当时的普遍平均收成，而亩产四石，则只有土地肥沃或农艺精通的人家才有可能达到。
至于五石的亩产，就算是土地好、经验足的农户也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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