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过去不愿多垦荒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力有限，单靠双肩两腿，难拓良田。”
“如今有了耕牛拉犁，有铁器助力，即便家中劳力不多，也能照料更大面积的土地。”
“百姓开垦的田越多，秦国所收之租税自然水涨船高。”
“最终，黔首得利在前，得以提前享用便利之具；秦国获利在后，坐享日益充盈之仓廪。”
“这正是孤为何要采取‘先借后付’之策——先将牲畜、器具交予黔首使用，待其完成垦荒任务后再行结算归属。”
“当然，难免会有个别黔首因意外损毁所借之物。”
“但这类情况，在千万百姓之中终究只是少数。”
“况且，即便真有损坏，也并非毫无约束。”
“家中殷实者，以财补偿；贫寒无力者，则以劳役抵偿。”
“总而言之，除非此人携物潜逃出境，否则无论何种情形，秦国都不至于蒙受重大损失。”
“章卿，可知此中深意？”
太子扶苏话音落下，章邯早已心领神会，神色钦服，躬身拜道：“殿下谋虑深远，臣诚心叹服！”
——
苍穹之下，大秦君臣望着天幕所映景象，目睹太子扶苏推行“先借牲畜器具予黔首垦荒，事成后再确认归属”的举措，无不陷入沉思。
此策迥异于旧日权衡得失之常理，令人耳目一新。
以往观念中，若未见百姓完成垦荒之功，便早早将耕牛、铁犁交付其手，无异于冒险之举。
谁又能确保这些百姓在交付足额田亩之前，不会因操作不慎损毁器具？
或因疏于照管，致使耕牛病亡？
倘若如此，又未能如期完成垦地之责，岂非牛失、器毁、田荒三重皆空？
这般风险，谁堪承担？
百姓能赔吗？
若有余财，尚可折价赔偿；若家徒四壁，纵使罚作徭役，所得亦未必足以弥补损耗。
正因如此，旧法总倾向于严控资源、待功而授。
而今太子此举，反其道而行之，却暗藏大智。
因为在当今时局之下，一名普通黔首的性命，未必就比得上一头耕牛来得贵重！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秦国陷入牲畜、农具与土地三者尽失的窘境呢？
最稳妥的办法，便是由黔首主动向官府申报——自己打算开垦多少亩荒地。
官府便据此将相应面积的荒地交予该名黔首，并立下公契为凭，明确这片荒地由其负责整治。
此举，正是为了防范日后有奸猾之徒强占他人辛辛苦苦开垦出的土地。
公契一立，黔首便可自行设法开荒。
待到所报之地尽数整治完毕，便可持契前往官府申验。
官府随即派人实地查验，核对契上所载荒地是否确已开垦成田。
若验收无误，官府便会依照契中注明的田亩数目，将黔首所需的耕牛、农具如数交付。
这种“一手交田契，一手交物资”的方式，能最大程度确保官府每送出一头牛、一架犁，都换回了实实在在的可耕之田。
如此，秦国便无需担忧物资流失、土地落空的局面发生。
在以物换地的过程中，自然也不会出现亏耗国本的情形。
这，也正是天幕中的“章邯”与现实中大秦君臣，在推行此类交换时常采用的方式。
然而太子扶苏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他选择先让黔首借用耕牛与农具，待土地开垦完成之后，再正式完成兑换。
这一做法，无疑带有极大的风险——万一百姓未能如期完成开荒，或中途弃耕逃亡，官府便会白白损失物资。
更甚者，太子扶苏竟也能接受这种可能出现“投入无回报”的局面，甘愿承担部分亏损。
但倘若跳出眼前的得失，放眼全局、着眼长远，便会发现：
尽管扶苏的做法可能在个别交易中有所折损，
但却因此大大加快了开荒进度——原本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垦殖任务，如今一年便可达成。
而这份提前收获的大量良田所带来的赋税、粮产与人口安置等综合收益，早已远远超过了那些可能损失的几头牛、几架犁。
这种不拘泥于局部盈亏，敢于以短期让利换取长期全局利益的思维方式，实在值得大秦上下深思与借鉴。
甚至已有大臣由此受到启发：
倘若某项举措看似赔本，却能撬动整体更大的收益，那做一回“亏本生意”，又有何不可？
况且，还可从整体多出的收益中，划拨一部分反哺那项“赔本”的事务，使其持续运转，进而催生更多利好。
不知不觉间，朝中群臣对地方治理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此时，秦皇嬴政转首望向廷尉李斯，沉声下令：
“今后凡涉及耕牛、农具与荒地交换之事，皆依太子扶苏所言施行。”
“先准黔首借用器械牲畜，待田土开垦完备后，再行正式交付。”
李斯当即出列拱手应命：
“遵旨，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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